让信息变得有意义：从数据化到知识化

辛辛那提市实施EI项目时，迪莉娅·莫里斯已经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了，她没有机会像南埃文代尔小学的学生那样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且，即使市政府决定扩大这个项目的实施范围，对她来说似乎也太晚了。她的爸爸当年被雇主辞退，失去了杂货店保安的工作，紧接着又和房东打了一架。迪莉娅回家后发现公寓大门紧锁，上面贴着橙色封条，大厅里堆满黑色垃圾袋，里面装着她和7个兄弟姐妹的所有物品。迪莉娅一家可以在教友家暂住一段时间，之后去朋友家借宿，他们陷入了每隔几个月就要搬一次家的窘境。

迪莉娅是一个学习刻苦的好孩子，学校老师认为她足够聪明，她的天赋可以帮她离开辛辛那提恶劣的社区，考入大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一定能够摆脱这一切。每年都有像迪莉娅一样的学生，他们似乎可以拥有更好的人生，而贫困把他们拖回到原点。迪莉娅的老师们对她抱有期望，但现实也很残酷，他们知道，即使对有天赋的学生来说，更好的生活有时也遥不可及。对于这一点，迪莉娅自己心知肚明。她担心即使是暂时的无家可归也会改变老师对她的看法，所以她没对任何人提起她家里的事。“在学校读书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她对我说，“我不想毁掉这份美好。”

2009年，迪莉娅在西山高中读二年级，辛辛那提市的教育改革扩展到了高中阶段。然而，改革初期的结果令人失望。教师们纷纷抱怨，建立数据室等创新行为只是起点，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教师们说高中生已经定型，很难改变他们的行为，而且可以对他们进行干预的时间实在太短。教师们表示，要想改变孩子们的人生，学校应该帮助学生更好地做决定，尤其是在面对一生只有一次的选择机会时：上大学继续学习，还是去工作；终止妊娠，还是结婚；在所有人都需要你的帮助时，是帮助家人还是其他人。

因此，该项目改变了针对高中生的教育改革重心，在西山高中和其他与当地高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有合作关系的高中开设了工程类课程，目标是“实施跨学科教育，鼓励学生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技术手段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该项目在总结中写道。西山高中有90%的学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教室里的油毡地板有的已经剥落，黑板也出现裂纹，因此“利用科技”并不是大多数学生担心的事。迪莉娅报名参与迪昂·爱德华开设的工程课程，爱德华的开场白说出了所有人的现实情况。

“我们来学习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思考，”他对学生说，“不要依赖父母和朋友，卸下所有包袱，我们要学习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你们没吃早饭，我的桌子上有能量棒，你们可以自己拿。坦承自己饿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爱德华工程课程的真正核心是教学生如何做决定，也被称为“工程设计过程”，它能够鼓励学生找出问题、搜集数据、用头脑风暴的方式解决问题、讨论可行方案以及反复进行实验。“工程设计过程是工程师在尝试解决问题和设计解决方案时采取的一系列步骤，是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本教师手册中这样写道。很多一开始看似严重的问题可以被分解成若干小块，不断地对解决方案进行验证，直到答案出现。工程设计过程就是基于这一方法建立的。它要求学生必须准确地找出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对问题进行研究，找出多种解决方案，并加以验证和评估，循环往复，直至找出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让问题变得更易于控制，最终被装进“脚手架”和“思维的文件夹”，方便存储和调用。

这门课程的首要任务是设计一辆电动车。连续几周在爱德华的课堂上，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按照工程设计过程的每个步骤完成这项任务。教室里能提供的材料很少，但这并不会影响到他们，因为完成这个任务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可获得的信息，不管这些信息来自哪里。不久，学生们开始联系汽车代理商，参观汽车修理店，到废品回收站收集铝罐，再根据他们在网上找到的资料，用这些材料制作电池测试设备。“我第一步要教他们的是放慢一点儿节奏。”迪昂·爱德华对我说，“这些孩子整天都在忙着解决各种问题，他们要面对父母的离家、有暴力倾向的男友和吸毒的同学，他们的经历要求他们必须很快地做出选择。我想让他们知道，如果学会一种做决定的方法，就能够放慢速度、认真思考。”

到了期中，学生们完成了电动车的设计，下一步是安装弹珠分类装置。迪莉娅21岁的姐姐有一个小孩，孩子的父亲却离开了他们，迪莉娅的姐姐每天累得筋疲力尽，恳求迪莉娅每天下午帮她照看一下孩子。迪莉娅很难拒绝姐姐的请求，她的父亲对她说，她应该帮姐姐这个忙，因为他们是一家人。

一天，在爱德华的课上，迪莉娅从活页夹里拿出工程设计过程图，一边和小组成员进行工程设计，一边思考是否帮姐姐看孩子的问题。如果她同意帮姐姐照看孩子，接下来会怎样呢？工程设计过程的第一步是搜集数据，于是迪莉娅把类似的经历列出来。她对所在小组的同学说，她的另一个姐姐几年前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很快地，全家人都依赖她的那份薪水过活，导致她无法放弃那份工作，进入社区大学的愿望不得不被搁置。迪莉娅猜想，如果她同意帮姐姐照看孩子，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她身上，这是数据点1。

接着，迪莉娅列出自己答应帮姐姐看孩子之后每天的日程安排表：上午8点30分到下午3点30分上课，下午3点30分到晚上7点30分看孩子，晚上7点30分到10点做作业。然而，照看孩子是一件累人的事，很可能每天照看完外甥后，她剩下的时间只会看电视，而不会做数学题或者准备复习考试了。她会因此满腹牢骚，在周末也会做出糟糕的选择，这是数据点2。

随着进程的推进，她的小组成员们把她的问题分割成若干小块，通过头脑风暴寻找解决方案，并进行角色扮演。而这时，班里的其他同学正在讨论如何把杂色弹珠和纯色弹珠分开。最后，迪莉娅他们找到了答案：照看孩子看似无足轻重，但证据表明迪莉娅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迪莉娅给她爸爸写了一封邮件，上面列举了她的分析过程，向父亲证明她为什么不能帮姐姐。

心理学家说，用这种方法学习如何做决定很重要，对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这易于他们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更多的东西，并用不同的视角看待各种选择。这是制造不顺畅的一种形式，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评估自己的生活，不带任何情绪和偏见地领悟蕴藏在过往经历中的道理。当《冰雪奇缘》的动画团队构思电影时，迪士尼的创作机制促使他们把个人的生活经历视为创作素材。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不仅能够获得创作素材，还能获得数据。我们都会本能地忽略以往决策中所包含的信息，也会忘记自己做过的每个选择都包含了上千次的实验。我们对自己的经历太过熟悉，以至常常想不到如何把过往的数据分成若干小块。

但是，像工程设计过程这样的体系促使我们搜索信息，用头脑风暴的方式寻找潜在的解决方案，产生不同的想法并加以测试，即通过把过去的经历放在新的参照坐标下帮助我们制造不顺畅。学习用新的方法做决定，这颠覆了我们的大脑对二元选择的渴望：我应该帮助姐姐还是让家人失望？

1984年，西北大学发布了一份关于这类决策框架的力量的重要研究报告。该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要求一组参与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出购买录像机的原因，参与者列出了几十种购买的理由。有人说录像机能够给他们带来乐趣，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教育投资或者是家庭聚会的一种休闲方式。接着，研究人员要求这些参与者给出不买录像机的理由，却发现他们几乎想不出什么不买的理由，大多数人都说他们不久后可能也会买一台录像机。

接着，研究人员找来另一组参与者，让他们列出不买录像机的理由。有人说看电视会疏远和家人的关系，也有人说看电影没有意义，他们拒绝这种诱惑。当研究人员要求这些人给出买录像机的理由时，他们却很难给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答案，只好说自己可能永远都不会买录像机。

让研究人员感兴趣的是，每组参与者在已经建立决策框架的情况下，接受相反的观点有多难。两组参与者的情况相似，他们本来都想买录像机，至少他们应该给出差不多的买或者不买的原因。但是，参与者一旦建立了某种决策框架，比如认为这是一种教育投资或者看电视会疏远和家人的关系，就很难从不同的角度考虑新的选择。类似的结果也在其他实验中出现过，当人们被问及关于生命（比如临终选择）和消费（比如买一辆车）的问题时，一旦决策框架形成，就很难再改变。

然而，只要我们迫使自己寻找新的出发点，决策框架也可以被彻底改变。当迪莉娅把她遇到的难题用爱德华的工程设计过程表来分析时，就制造了不顺畅，给她最初的决策框架带来干扰。她回到家，用她的逻辑和她的父亲交谈，最终也改变了他的决策框架。迪莉娅对她父亲说，她不能照看外甥，因为她加入了爱德华的机器人俱乐部，每周二和周四需要在学校待到下午6点，而且这个俱乐部是她上大学的一个途径。除了这两天，她想在图书馆完成作业再回家，家里环境太吵闹，没办法静下心来做作业。通过对决定框架的重构，让它变成从两者之中做出选择：是现在帮助家人，还是先完成学业，以便将来在更多方面帮助家人。她的父亲同意找其他人照顾她姐姐的孩子，让迪莉娅好好学习。

“我们的大脑倾向于使用一个简单的决策框架，而且轻易不会改变，这和大脑倾向于二元选择是一样的道理。”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埃里克·约翰逊对我说，“这就是为什么年轻女孩在和男朋友分手时考虑的问题常常是‘我爱不爱他’，而不是‘我要不要和他谈恋爱，或者我要不要去上大学’。或者你在买车时，你想的是‘我需要电动车窗还是全球定位系统（GPS）’，而不是‘我确实买得起这辆车吗’。”(www.xing528.com)

“如果我们教给别人重构决策框架的方法，让一系列决策的过程变得和以往不同，”约翰逊说，“他们就能更好地做出决策。”

要想帮助人们用不同的视角审视自己过往的经历，最好的方法是教授他们一种正规的决策方法，例如工程设计流程图，让他们的大脑拒绝接受简单的选项。“这个过程教会我们在解决问题时不要墨守成规，”约翰逊说，“这是一种能让我们看到其他选择的方法。”

迪莉娅进入西山高中的第三年，她的家庭生活变得越发混乱。她的一个姐姐在家照顾小孩，另一个姐姐也退学了。在一家人准备寻找下一个住处时，其他麻烦事接踵而至：又有一个人失业了，而且邻居投诉，他们不得不再次搬家。后来，他们找到一处可以长期租住的房子，但没有暖气，没有钱付电费时还会断电。

那时，迪莉娅的老师们已经对她家的情况有所了解，也看到她是多么努力——她是成绩全优生。他们都竭尽所能地帮助迪莉娅，迪莉娅需要洗全家人的衣服时，她的英语老师索利女士会邀请她去自己家学习；迪莉娅感到疲惫不堪时，爱德华会让她趴在教室的桌子上小睡，他自己则在一旁批改试卷。这些老师看到了迪莉娅的潜力，他们希望能帮助她顺利考入大学。

尤其是爱德华老师，他对迪莉娅的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把她介绍给学校的升学顾问，帮助她申请奖学金、修改大学申请资料并确保它们及时寄出。每当她和朋友产生矛盾，和男朋友吵架，和她爸爸发生争执，觉得时间少作业多，生活快要把她击垮时，她就会用爱德华的工程设计进程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这能让她静下心来，想出解决方案。

高中三年级的那个春天，迪莉娅陆续收到奖学金委员会寄来的信，共获得17种奖学金，包括1万美元的诺德斯特姆奖学金、扶轮奖、辛辛那提大学少数种族资助金。迪莉娅是班里的优秀学生，也是公认最有可能考上大学的人。高中毕业典礼前的那个夜晚，她住在索利女士的家里，因为可以洗个热水澡，再烫一下头发。那年秋天，她被辛辛那提大学录取了。

“大学生活比我想象得更不容易。”迪莉娅对我说。现在她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主修信息技术专业。她是班里唯一一名女生，也是唯一一名黑人学生。学校为了帮助像迪莉娅这样的学生，设立了一个“第一代移民学生”（Gen-1）项目，为他们提供导师、辅导员、必修课程辅导。Gen-1项目的帮助对象大一时都住在统一的宿舍楼里，还要签订一份长达7页的合同，包括承诺遵守宵禁、晚上保持安静以及去自习室学习等规定。学校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告别过去的成长环境，在新环境下重新审视自己。

“家里的突发状况依然不断。”迪莉娅说。但是，每当感到事情难以应付时，迪莉娅都会想到爱德华的课程，然后任何问题都能一步一步得到解决。“如果我把某个让我为难的问题分解成若干小块，就不会有那种束手无策的感觉了。”她说。

“我经历了很多事，我认为，只要能跳出思维定式去思考问题，就能有所收获。如果我能正确地思考，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都会变成一种财富。”

最善于学习的人，能够吸取自己身边人的经验教训，从个人经历中领悟道理，充分利用不断涌来的信息，知道如何跳出思维定式。他们会对生活给予他们的东西进行改造，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知道最好的经验是从行动和信息处理的过程中获得的。他们随时获取数据并进行实验，不管是使用工程设计过程，在工作中验证某个观点，还是和朋友探讨某个概念，这些都是跳出思维定式的手段，这样做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信息。

在发表于2014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中，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对学习和不顺畅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他们观察两组学生，上课时，一组学生一边听讲一边用笔记笔记，另一组学生用笔记本电脑记笔记。手写比打字更难，而且效率更低。写字时手指会痉挛，速度也比打字慢，所以你不可能记下太多内容。相反，选择使用笔记本电脑的学生，课堂上花在记笔记上的时间更少，但记录的内容却多出一倍。换句话说，写字比打字更不顺畅，因为这一过程需要付出更多劳动，而且无法一字不差地记录。

然而，研究人员在比较两组学生的成绩时发现，手写笔记的学生记住的课程内容要比打字的学生多一倍。一开始，研究人员对这个结果心存怀疑，也许是手写笔记的学生课后花了更多时间学习？于是，他们又做了第二个实验，安排两组学生上同一堂课，而且一下课就把他们的笔记收走，他们让无法进行课后复习。一周后，他们再次测试两组学生，手写组的成绩仍然比打字组高。不管设置什么限制条件，那些不辞辛苦地手写笔记的学生——他们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制造出不顺畅——总是能掌握更多课程内容。

在我们生活中，也存在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面对新的信息，想要从中得到些什么时，就必须对数据进行处理。如果你想减肥，仅凭体重秤每天往手机应用程序发送数据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把这些数据绘制成图表，才有可能在午餐时放弃汉堡而选择吃沙拉。如果你阅读的书里有不少新观点，试着把书放下，然后把这些观点解释给坐在你旁边的人听，才更有可能把这些观点应用到你的生活中。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新信息，你需要认真思考，在实验中加以验证或者与朋友分享，才能构建思维文件夹，这是学习的核心。

人生中的每个选择都是一种体验，每天你都有很多新机会来重构更好的决策框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数据更加丰富，分析数据的成本更低，把数据转化为行动也更容易。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智能手机、网络、电子数据库和各种应用程序让信息唾手可得。但是，只在我们知道如何让信息变得有意义时，它们才能为我们所用。

2013年，但丁·威廉姆斯从南埃文代尔小学毕业，结束了5年的小学学习生活。毕业典礼的前一天，他参加了一个派对，地点是在6年前“和平碗”橄榄球比赛时一个学生被谋杀的那个操场，那里到处是气球，摆放了充气城堡，有一台棉花糖机，还有一位打碟师（DJ）。南埃文代尔小学位于辛辛那提市的一个最贫困的地区，校园附近仍有毒品交易，也仍有人住在木板房里。但是那一年，有86%的学生成绩超过了本州教学标准。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1%，好多孩子都在等待能到南埃文代尔小学上学的机会。

当然，任何一所学校的改变都不能仅归功于一个项目，就像任何一个学生的成才都不能仅归功于一门课程或者一个老师。但丁和迪莉娅，以及南埃文代尔小学和西山高中的改变，是多种力量聚集到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敬业的教师，善于调整目标的管理者，专注于改革的校长，支持改革的家长。但是，只在我们知道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时，才能取得成功。数据室把信息转化成真正的知识，教师们懂得把学生看作有不同需求和优势的个体，这些才是辛辛那提公立学校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毕业典礼上，看到但丁走上舞台时，他的家人开心地笑了。每个毕业生的毕业证书上都有一处空白，但丁的也不例外。校长说，这是每个毕业生都必须做的事，就是在毕业证书的空白处写上自己的名字，但丁也不例外。校长递给但丁一支笔，但丁在他的毕业证书空白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