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民众的焦虑与警报频繁：军方应对风险的严格方法

1972年10月，以色列最优秀的将军之一，44岁的艾利·泽拉得到晋升，负责管理军事情报局，这一机构为国家领导人提供有关敌人是否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

泽拉开始担任此职是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的第五年。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先发制人，发动了令人震惊的袭击，占领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以及其他属于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领土，这场战争凸显出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其控制下的领土面积扩张了一倍以上，还在战争中羞辱了对手。然而，在以色列民众的心中，深深的焦虑感开始蔓延，他们认为，那些国家一定会复仇。

民众的忧虑不无道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埃及和叙利亚的将军多次扬言要收复失地，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也曾言辞激烈地发誓要打垮犹太人建立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立法机关要求军方定期报告敌方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以稳定民心。

然而，军事情报局提供的情报总是自相矛盾，而且没有定论。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对于局势危急程度的预测不一。情报分析人员发来的备忘录前后不一致，每周都会出现突如其来的变化。有时候，立法机关接到预警信息并进入戒备状态，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决策机关在紧急会议上被告知危险有可能会出现，但谁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部队接到命令，要求做好防御准备，随后这一命令又被无故撤销。

因此，以色列的政治家和民众几近崩溃。在以色列国防军中，80%的地面部队是由预备役人员组成的，无数民众被笼罩在随时奉命离开家园奔赴前线的阴云中。人们想知道是不是真的会爆发新一轮战争，如果是，他们能否得到预警。

艾利·泽拉被任命为军事情报局负责人，他的工作包括处理以上不确定的情况。艾利·泽拉曾是一名伞兵，老成干练，又有政治头脑，在以色列军队中晋升很快，还给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名将摩西·达扬做了几年助理。泽拉接管军事情报局后，他对以色列议会说他的职责并不复杂，就是为决策机关提供“尽可能清晰和准确的预测”。泽拉的主要目标是，只有在真正存在战争风险时才发出警报。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艾利·泽拉要求情报分析人员按照严格的公式来分析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动机。他负责建立的一些参数评价标准在情报分析人员中风靡，成为他们口中的“概念”。泽拉认为，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强大的空军力量、战略优势地位和远程导弹使对手彻底陷入困境，无力反攻。除非它们拥有确保其地面部队免受以色列飞机攻击的足够强大的空军，以及能够轰炸特拉维夫的飞毛腿导弹，否则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的威胁不足为惧。(www.xing528.com)

泽拉任职6个月后，迎来了一次验证他的观点的机会。1973年春，大批埃及军队开始在苏伊士运河沿岸聚集，那里正是埃及和由以色列控制的西奈半岛的分界线。以色列间谍发出预警：埃及计划5月中旬对以色列发起进攻。

4月18日，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召集高级军事顾问密会，总参谋长和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摩萨德）的负责人都表示埃及很有可能发动进攻，以色列需要准备好应战。

然而，泽拉的观点恰恰相反。泽拉认为，埃及并没有强大的空军，也没有能够发射到特拉维夫的导弹，所以埃及领导人只是在虚张声势，目的是引起埃及民众的关注。他坚定地说，埃及发动进攻的可能性“非常小”。

梅厄最后还是听取了总参谋长和摩萨德的意见，下令军队进入战备状态。一个月后，以色列军队做好了打防御战的准备。士兵们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建造了围墙、前哨站和炮兵掩体，在与叙利亚接壤的戈兰高地上，士兵们进行炮弹装卸操练，按照战争阵型开展坦克演习。投入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几千名士兵严阵以待，不允许请假。不过，埃及始终没有发动进攻。以色列政府为他们的反应过度感到十分懊恼，很快就撤销了战争预警。同年7月，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摩西·达扬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10年之内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泽拉通过此次事件脱颖而出，用历史学家亚伯拉罕·拉比诺维奇的话来说：“在这场危机中，艾利·泽拉凭借他的声誉和自信心，让他的形象得以提升。”

“顶着舆论的压力，在千钧一发之际，冷静地坚持己见：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仅很小，而且‘非常小’。”拉比诺维奇写道，“他说（他）自己的任务就是消除国家的高压状态，避免民众听到不必要的战争预警。否则，每两个月就调动一次储备兵力，这对国家经济和军队士气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到1973年夏天，泽拉已经成为以色列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出任新职务以后，他设定了目标：减少民众不必要的焦虑，证明可以通过严格的方法减少没有意义的猜测。泽拉让以色列民众放下了一直悬着的心，让他们不再担心战争随时会爆发。对他来说，担任更高的领导职务似乎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