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产业集聚与产业发展关系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Perrox、Myrdal、Hirsehman等人都对产业集聚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产业集聚的原因作了解释。作为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产业集聚被认为是促进产业成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聚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也成为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Cicecone和Hall是研究产业集聚对产业成长影响的早期学者,对欧洲的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升[1]。Brakman等提出了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他们运用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开放经济下产业集聚发展对经济波动和产业成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集聚快速成长的时期,拥挤效应不存在,集聚的力量会诱发产业集中;当集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集聚和扩散会呈现一种长期均衡。Sedgley和Elmslie运用拓展的C-D函数研究美国制造业单位资本投入的创新效应时发现,过度集聚引发的“要素拥挤效应”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Fujita和Thisse在假定区域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证明了产业聚集能促进经济增长[2]。Rosenthal和Strange将新出现企业的数量作为衡量产业成长的指标,分析产业集聚对产业成长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集聚促进了产业成长,同时产业成长又能够进一步推动产业的集聚[3]。Camuffo对意大利Belluno地区眼镜业集群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产业集聚有利于企业生产规模扩大的证据,指出在全球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意大利Belluno地区眼镜业大企业依靠集群网络取得了快速成长。Braunerhjelm和Borgman研究了瑞典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地理集聚问题,结果发现瑞典的服务业和制造业都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但制造业集聚度明显高于服务业[4]。Galarraga等对西班牙制造业集聚的研究发现,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集聚的劳动生产率贡献明显下降,产业成长缓慢[5]。Wilson等基于生命周期模型研究了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路径依赖和锁定的关系及其对产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认为产业集聚的生命周期主要受制于市场力量、技术变化、市场结构和政府行为四个因素,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对产业集聚发展产生影响进而导致产业成长的周期性变化。Farmanesh的研究发现,早期低集聚导致工资下降,进而促进产业成长;但当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资会明显上升,产业成长的自集聚的利益会下降。Chen在考察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决定因素时发现集聚规模存在一个阀值点,超过这个点就会出现明显的“拥挤效应”。Accetturo等基于交易成本理论,首次提出了产业集聚发展中的“拥挤成本”,证明了“拥挤成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及其与知识溢出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得出了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相反的“克鲁格曼式悲剧集聚”的结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从不同视角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为产业集聚的后继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众多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产业成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对原因的解释有所不同。代表性解释主要有三种:一是以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产业集聚推进产业成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需求牵引、外部经济(劳动力市场共享、专业化投入与服务、知识及信息的流动)和源于历史偶然的累积循环与自我锁定;二是以Park、Rabellotti和Schmitz等为代表的“新工业区”经济学家们将之归结于生产柔性化、专业化分工与范围经济、集体效率等方面;三是以Porter为代表的产业组织和国家竞争优势学派则主要从生产要素、关联产业、需求条件、公司战略和政府行为五个角度来进行解释。
我国学者对产业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的性质、成因及优势、集聚水平测度方法、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等方面。范剑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地区差距持续扩大与产业在东部沿海集聚的相关关系。白重恩等利用Hoover系数对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产业地理集中度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1985年~1997年我国工业行业的平均地理集中度呈上升趋势。梁琦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对产业集聚从理论、实证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6]。罗勇和曹丽莉、路江涌和陶志刚在国内开创性地使用了Ellison和Glaeser所提出的测量产业集聚度的方法[7],对产业集聚与产业成长关系的研究还处于探索性研究阶段。逯宇铎等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企业合作效率以及扩展市场环境等三种途径,推动内部企业的快速成长。赵祥利用我国广东省21个地级市29个产业的2002年~2006年面板数据研究了产业集聚对于特定行业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专业化集聚效应对企业资产规模扩张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多元化集聚对企业成长基本没有影响。闫逢柱和乔娟运用中国制造业1999年~2008年两位数水平的制造业数据,实证考察了产业集聚对产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发展对产业成长总体上产生了负面效应[8]。尹中升和孟祺研究了产业集聚与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集聚通过创新和溢出效应,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了新兴产业成长[9]。成小平利用2000年~2009年中国乳制品产业的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产业集聚对乳制品产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对乳业成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www.xing528.com)
总体来看,对产业集聚与产业成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比较充分,而对理论的实证检验尚处于探索性阶段。同时,对产业集聚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方面,而对乳制品产业集聚的研究却付诸阙如。本章依据1998年~2010年数据,将产业集聚对产业成长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从而揭示乳制品产业的集聚规律,借此为促进我国乳制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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