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研究：概念、框架、机理及动力机制

一些学者利用产业集聚的相关理论，结合现实中的产业集聚现象提出新的思路和新的观点，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仇保兴从历史和现实、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分析了小企业集群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熊军在对西方国家集群理论研究简要回顾的基础上，介绍了理论背景和理论假设，分析了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

王缉慈^[50]从经济全球化和本地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产业群的概念、形成因素、发展机制，以及企业集群的创新问题等，并论述了实施产业群战略的重要性、政策目标；梁琦通过对产业集聚现象的系统分析，从三个层面揭示了产业集聚过程的内在规律，不仅建立起了产业集聚的理论体系，而且一反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中比较优势决定专业化模式的观点，大胆地提出了集聚优势是专业化生产模式的决定因素，贸易成本的降低可能使比较优势决定的专业化模式发生逆转等论断。

金祥荣、朱希伟^[51]结合浙江专业化产业区发展的历史经验，阐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并用数量模型分析和论证了产业群集聚的内在机制和动力。蔡宁和吴结兵^[52]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RBV）与“结构—行为—绩效”（SCP）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产业集群竞争优势，认为特定的资源和能力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中间组织形式构成了新的竞争单位，其竞争的优势来源于资源禀赋和产业集群对资源的整合能力。叶建亮^[53]运用新增长理论，建立起经济学模型，得出知识溢出不仅是导致企业集聚的重要原因，而且在维系企业集群的存在和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盛世豪在对产业群的定义、特征、分类等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产业群发展的机理，认为产业群将中小企业与区域产业重组有机结合起来，具有高效率、有效性和灵活性的优势，是区域竞争优势的基础。

骆静、聂鸣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比较有代表性的产业集群进行比较分析，阐明了集群内部发达的前后向联系、政府干预及其地方公共机构的支持等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集群发展起关键性作用。刘峰等运用“密度制约模型”来分析企业集群内部企业数量及密度的变化对整个集群后续发展和波动的影响，指出知识溢出、创新和强化集群内部联系有利于保持集群稳定持续发展。

魏守华和石碧华从直接经济要素和非直接经济要素两个方面分析集群的竞争优势。为了揭示集群竞争优势背后的动力机制，魏守华进一步详细讨论了作为集群动力机制的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并分析了其对应的竞争优势；朱英明将产业集群与创新学习和区域发展相联系，通过对产业集群现象的系统分析和应用分析，指出产业集群与竞争力培育和区域发展的逻辑关系以及促进区域产业集群的战略措施。(www.xing528.com)

刘恒江和陈继祥认为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问题，并从动力机制与集群治理结构、动力机制与集群竞争力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国外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研究的新动态^[54]。

余树江和李艳双在对产业集聚理论的主要研究领域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从区位的成本限制、区位选择的路径依赖及空间集聚作用等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区位选择的形成机制。

毛军从产业集聚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互动联系入手，认为专业化人力资本与企业家是产业集聚形成的前提条件，它所带来的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产业集聚区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产业集聚有利于专业化人力资本由专用性向通用性转化，促进区域内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竞争和积累，激发和带动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提升。

唐茂华和陈柳钦认为现代区域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因此构建了一个模型来探索个体选址行为与实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其构建的模型表明，空间集聚并不必然是偶然的结果，自然的或人为造成的空间互补利益可以改变企业主体的区位决策，使之形成空间集聚。这种空间互补带来的额外利益可能源于企业间的相互作用，也可以是源于某一特定区位所产生的区位利益，这就为某一地区的自主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钱学峰和梁琦从分工层面追溯集聚的理论渊源，认为分工和集聚之间存在深刻逻辑关系，但这种联系却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分工和集聚之间存在必然的互动，集聚是一种社会分工的空间组织形式，没有分工就没有集聚，而集聚一经形成，就会有利于利益的实现。梁琦和钱学峰进一步回顾了外部性与集聚的关系，认为集聚是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们更多关注的仅仅是由于消费者与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等产生的金融外部性，忽视了知识外部性及信息溢出的关联所导致的技术外部性，对于集聚与知识外溢和技术外溢的内生性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