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的反恐战与美国科技

“硅谷”的崛起以及信息技术革命的产生当然主要依赖于市场的力量，尤其是微机深入家庭和工作所带来的无尽商机。但这场技术革命却同样离不开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资助和管理。最早的电子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英特尔等都从联邦政府，尤其是国防部，得到大量的合同和资助来进行电子和计算机方面的研制工作。互联网本身来自军方在20世纪60年代支持发展出的ARPA网，当时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在核战争期间，控制核武器发射的计算机指令系统不会被打断。如果这个系统里的计算机都通过网络联系起来，即使有的计算机被摧毁，其他计算机仍然可以通过网络发出正确的指令。

到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等高科技计划尽管主要是为了与苏联军备竞赛的需要，而且遭到不少科学家的抵制和反对，但它确实影响到了美国的科技发展，甚至影响到欧洲、苏联、日本和中国的高科技计划（中国启动了“863”高技术计划）。在这个时候，美国的科技政策体制又一次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焦点。科学家们提出重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来制衡军事工业联合体的影响，但工业界的科学家们却更倾向于建立一个科技部来提升美国在国际上的技术竞争能力。二者均未成功。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确实是建立了一个白宫科学委员会，但它的级别比原来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要低。只是到了老布什的任期，才成立了一个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至少在形式上恢复了原来的“四驾马车”格局。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克林顿时期，这个体系又做了一些调整：联邦科学、工程、技术协调委员会被升格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各部部长为成员，总统亲自任主任，以示政府对科技的重视。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科教政策有了一定的调整，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加快。联邦政府采取措施激发民用技术的研发，如超高速计算机的研制等，强调科技为经济服务，由此带动了个人计算机、网络、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崛起。美国的科技人才也进一步国际化，很多实验室的具体工作都有赖于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大学的科研经费也从此前的依赖联邦资助演变到多元化，尤其是来自企业界的赞助迅速增加。(www.xing528.com)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科教政策调整很大，反恐成为科技政策的重点。防御核生化武器袭击的科研投资大幅增加，极大地加强了公共卫生医疗系统，尤其是应急通信得到改善，以至于2003年SARS对美国的影响甚微。但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采取的签证紧缩措施一度造成了大学理工科留学生与博士后短缺，影响了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后经一大批科学家呼吁才有改善。此外，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美国联邦政府增加在科教，尤其是纳米科技方面的投资。2005年10月，美国国家科学院在报告《未雨绸缪》中主张加大美国在教育和物理科学上的投资，以应对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挑战。由此，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数理化工程方面的资金按计划在7年内增长1倍，对大学科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综合来看，“9·11”事件重振了美国自冷战结束后萎靡不振的国防科技工业，反恐取代冷战成为其科技政策的重点。但是，“9·11”事件所激起来的美国民族主义情绪、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单边主义和新技术乐观主义又导致了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正如美国保守派在1957年把卫星危机看作一个军事技术问题一样，美国政府在2001—2003年间也认为靠美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就可以解决反恐问题，而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战争的教训遗忘了。这时候，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前成员为首，由忧思科学家联盟组织的美国科学家开始批评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战争及其他问题上的政策，科学家们尤其反对小布什政府以党派政治标准挑选科学顾问，并压制联邦科学家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和医学问题上与白宫不一致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