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冷战科技体制演化及苏联卫星上天前后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相对灵活的政府组织系统在科技政策和体制建设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措施，以达到把全国的科技资源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的目的。罗斯福总统任命布什组建了著名的科学研究与发展署来统筹国防科技，包括原子弹的研制。由于之前艾利森委员会的报告的影响，很少有人重新提议设立科学部或科技部。作为共和党人的布什不愿看到政府控制科学，所以他组建的科学研究与发展署开创了与原来完全不同的一套科技管理系统。此套管理系统没有把为科学研究与发展署工作的科学家纳入联邦政府的编制，而是把各个项目以合同的方式承包给几个大学和公司来管理，如大名鼎鼎的“洛斯阿莫斯原子弹实验室”就是由加州大学承包的（一直到今天）。这样，科学家们就可以保留他们的大学雇员的身份，拿政府的钱给政府做研究。即使这样，布什还是觉得科学研究与发展署太强大了，只能是一个战时机构，战后马上就把它解散了。

但这时产生了一个问题：科学发展已进入大科学革命时代，许多研究项目，尤其是大学里的，都需要大量经费，这些钱只有联邦政府出得起，那么科学研究与发展署解散后，如何让联邦政府资助这些政府外的科研项目，同时又避免政府对科学进行无端控制？布什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国家研究基金会，由政府出钱，由科学家管理，通过同行评议来分配科研经费，同时又从宏观上协调整个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在一定意义上有点科技部的意思，这就是后来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从布什1945年的提议开始，几经周折，基金会终于于1950年成立。

然而，在这5年间，美国的科技政策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冷战和朝鲜战争的影响下，国防科研占据了联邦政府科技政策的统治地位，军方通过自己的机构直接与大学和工业界建立联系，资助它们的研究项目并聘请科学家们做顾问。等到1951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正式开始运行时，它并没有布什当年所设想的那样规模宏伟，即使在它的强项——基础研究方面，它的经费与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简称AEC）的经费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对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协调整个政府的科技政策的任务，它的第一任主任沃特曼（Alan Waterman）更是觉得难以担当。一方面，国家科学基金会在政府中的地位远不及国防部这样的大机构；另一方面，沃特曼认为既然国家科学基金会有自己的项目，与其他部门有竞争关系，要是去干预它们的运作，未免有利益冲突之嫌。所以，尽管作为总统“大管家”的预算局一再催促国家科学基金会行使它的职责，国家科学基金会也只是做一些科技政策上的统计工作而已。

科学家们尽管对依靠军方出钱有些不太舒服，而且军方的资助有时会出现反复，但总的来说他们对战后多元的、慷慨的政府资助系统还是满意的。而政府也觉得这样的安排既促进了科学与人才的发展，又满足了政府在国防和医疗科研与咨询等方面的需要，设立科技部的事情就这样被搁置起来，只有国会众议员克莱尔·卢斯（《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Henry Luce）的夫人），在国会重提设立科技部的提案，但因为没有得到什么支持而不了了之了（U.S.Conhress，1959）63-70。

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这对美国政府和民众都造成极大的震撼，大家都认为一个新的“科学革命”已经开始。例如《纽约时报》在1957年10月9日发自德国的一篇报道里就把苏联卫星的发射称作“上个星期的科学革命”（Handler，1957）。这里的“科学革命”指的不是科学领域内所发生的变化，而是科学进展所引起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变革。正如前面提到的科学史学家福曼的分析所显示，尽管原子弹和卫星主要是工程技术上的成就，但处于“现代”时期的几乎所有人都把它归功于科学。例如，1960年，正在竞选总统的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就以“科学革命”为题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文章称：“我们正处于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具爆发力的科学革命之中。我们在飞入太空广远之处翱翔的同时还在生命之分子的深邃秘宫探秘。”（Nixon，1960）英国科学家兼作家斯诺（C.P.Snow）于1959年出版《两种文化以及科学革命》，先是在大西洋两岸，之后在全世界影响广泛。他在书里所用的“科学革命”同样指的是近代科技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变化（Snow，1959）。

《原子科学家公报》的编辑、美国物理化学家罗宾诺维奇（Eugene Rabinowitch）更是于1963年在该杂志上连发4篇以“科学革命”为主标题的系列文章来阐明其意义：

我们的时代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正在同时经历三个革命。第一个是社会革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世世代代处于统治地位的传统精英集团正在被新的精英集团所替代。第二个是国家民族革命。这个革命正在推翻殖民帝国，推翻强国对弱国或不发达国家的统治。第三个是由科学和技术所掀起的革命。科学革命使得原来为地域性的、瞬间即逝的国家层面的兴衰成为世界范围的、几乎不可逆转的变化。（Rabinowitch，1963）15

罗宾诺维奇指出，因为核武器等新技术的出现，使政府不太容易被国内新的势力推翻，但同时也使它无法侵略其他有核武器的国家。

原子弹和空间计划这些科技成果引起了广泛的社会、文化讨论，以及对科技与现代化理念关系的反思。同时，苏联卫星上天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也使得美国科技体制及其国内国际科技政策改革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苏联卫星上天之前，美国人认为苏联技术落后，甚至出现了“箱弹”笑话。这个笑话的大致意思是美国人不必担心苏联会把一个原子弹装在一个衣箱里偷运入美国，因为苏联人还没有办法解决衣箱的技术问题。现在苏联卫星抢在美国之前升空，使得美国对苏联的技术刮目相看。美国公众认为，既然苏联可以发射卫星，那它也就有能力发射核导弹攻击美国本土。因此，美国公众的反应相当激烈，连美国国会也卷入其中。

在科学界，关于卫星危机性质的争论呈现出两派。一派是以泰勒（Edward Teller）为首的保守派科学家，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国防科技的危机，称它比珍珠港事件更加严重，应以加强热核武器的研制作为对策。军方，包括海陆空各军种、军工企业，以及支持他们的国会议员们都赞同泰勒对苏联卫星上天意义的解释。他们认为这个事件表明苏联在导弹核武器上已经超过了美国，极力主张大力扩展各种高新武器设备和空间计划，进行科技大赶超，以缩短与苏联的“导弹差距”。另一派是以奥本海默的朋友拉比为代表的温和派科学家，他们认为苏联的卫星上天是对美国科学与教育的一个挑战，应以加强基础研究与科学教育来应对。

面对国内的强烈反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镇定自若。原来，从当时美国U-2秘密高空侦察机所拍摄的苏联的照片可知，其国防科技实力并未超过美国，但他又不愿公开此机密。实际上，美国政府很高兴苏联帮着美国建立了空间自由的原则，这样当美国发射它的侦察卫星时，苏联就无话可说了。

但是，公众和国会对苏联卫星上天的强烈反应，使得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有所举动。作为温和派共和党人的他不愿意看到政府的规模急剧扩张，同时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意识到核战争的危险性，并感觉到如果核军备竞赛继续下去，会导致美国社会的军事化。此外，艾森豪威尔也想利用卫星危机推进几项改革，以加强文官对国防部的领导，降低兵种间的竞争，改善总统科技政策与科技顾问系统，以及控制核军备竞赛。从1957年初开始，艾森豪威尔就意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思考重心从如何赢得核战争转向如何避免核战争。所以艾森豪威尔在处理卫星风波时，选择了温和派科学家对危机性质的解释，认为这不是一个军事技术上的失败，而是对美国基础科学和教育上的一个挑战。作为应对措施，他任命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正式的、专职的总统科学顾问，由与温和派科学家关系良好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基里安（James Killian）担任。他同时任命了二十来名知名温和派科学家兼职加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简称PSAC）。委员会主席由总统科学顾问担任，来帮助总统和白宫的其他官员协调统筹联邦科技政策，并控制军备竞赛。艾森豪威尔同时推动国会通过了著名的国防教育法案，由联邦政府拨款设立奖学金资助优秀学生研修科学与外语专业（王作跃，2011）。

图4-1　艾森豪威尔总统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见（1960年）

前排坐者（左起）：詹姆斯·菲斯克（贝尔实验室主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副主席）、乔治·基斯提雅科斯基（总统科学顾问，时任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艾森豪威尔总统、詹姆斯·基里安（MIT董事长、前总统科学顾问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和拉比。摄影者不详。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惠允使用。

由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多来自政府之外的大学和工业实验室，他们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核武器的杀伤力和核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有深刻的认识，从而积极推动美苏之间进行核军备控制。这些思想与艾森豪威尔的不谋而合。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通过独立技术和政策论证，说明很多高新的军工项目，如花费高达10亿美元的核动力轰炸机技术仍未过关，或根本没有多大用处，所以盲目上马只会得不偿失。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主张控制核军备竞赛和加强基础研究和科学教育，为艾森豪威尔抵制扩张军事与空间技术的努力助一臂之力，从而成为他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得力帮手。这种灵活的科学顾问制，既使得总统直接与科学界取得密切联系，又避免建立一个庞大的科技官僚系统，所以深得艾森豪威尔的喜爱。

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科技与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可以归纳为“技术怀疑论”，其主要观点有以下5个方面：

一是科学不仅提供了技术发展的基础，更为评估、限制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支撑点。

二是在公共政策领域里，科学家与工程师的责任不只是对一个问题提供技术上的答案，还要质疑这个问题是否恰当，是否有别的途径能更好地实现最终的目标。也就是说，不光要关注手段，更要关注目的。

三是在处理社会政治问题时，最重要的不是指出技术能够做什么，更多的是指出技术不能够做什么。

四是科学代表的不只是实用的技能，还是一种科学文化，一种建立在批判性思维和普适性基础上的科学文化。

五是广义的技术理性不应只停留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技术层面上，而应把理性、批判性思维贯彻到技术的目的和社会效应的分析上。

在这些方面，艾森豪威尔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有相同之处。艾森豪威尔的政治主张是发展强大的核威慑力量以保障国防，维持冷战均衡，但应限制军工业以减小政府的规模和国家军事化以及核战争的危险。与此相应，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认为冷战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不能靠增强核武器研制这样一个技术途径获得解决，应通过逐步沟通谈判解决分歧，而科学因其内在的国际性在此大有作为。科学不仅是将来国防的基础，而且可以帮助政府制定合理的国防政策。

与此同时，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产生了一系列与其技术怀疑论相应的科教哲学观念：大学是美国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大本营，而现代科学研究费用之高，联邦政府对科技的需求之大，使得联邦政府成为大学科研最主要的和责无旁贷的资助者；大学科研同时也是对军工联合体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的一个平衡；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资助最关键的是稳定性；联邦经费无疑影响大学的科研方向，但大学应尽一切努力保持自主性；教育不仅培育人才，更是一个公民在新科技时代行使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必备，就后者而言，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比科学知识的积累更重要。(https://www.xing528.com)

值得指出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出于缓和冷战、避免核战争、减少美国军事化的考虑，以及他通过技术情报对苏联实力的清醒认识，选择了温和派对卫星危机的解释，任命了基里安做全职科学顾问，并把国防动员办公室科学顾问委员会升级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但在一开始，他对身边安置科学顾问是有顾虑的，认为这会增加总统的负担。然而，3年半实践下来，他不仅对他的科学顾问们赞不绝口，而且以他们为核心建立了当代美国科技咨询体制，并一再强调科技咨询在国家公共决策体制中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他在离任以后所写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如此出色的帮助（科学顾问），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总统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残障。”（王作跃，2011）235现代很多公共政策都有很强烈的科技成分，如果在决策者身边没有一个懂科技的顾问，这样的决策往往是盲目的。

这个例子说明，美国政府在开始时也对科学家参与决策有一个抵制的过程。一些人对科学家有刻板印象，认为他们视野狭隘，讲话别人听不懂，所以不希望科学家在讨论决策的时候在场。他们会说，我们开会你别来，我们需要你的时候给你打电话。所谓的“On tap but not on top”，科学家就像自来水一样，一打开开关你就来了，但你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做决策或参与决策。这种思维是错误的。布什（Vannivar Bush），美国二战期间科技发展的主要组织者，战后曾质疑持这样态度的一个总统助理。布什的大意是：“你刚才不是说你需要科学家的时候你就给他们打电话吗？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科学家？你不知道，该打的时候你没打，你没有这个意识。科学家不在场你就不知道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你没有意识到科技和这个问题有关。”后来肯尼迪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McGeorge Bundy）也说，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科技咨询体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科学家或科学顾问“得在场”。科学家得挤进决策的场合里头去，否则便发挥不了作用。

所以，卫星危机让科学家们挤进了白宫，但是是什么让他们能够取得总统的信任，并在国家政策制定中充分发挥作用呢？第一，是他们的独立性。科学顾问们大部分来自大学，非政府雇员，相对独立于互相竞争的政府各部门、各军种以及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可以从总统层面、国家层面考察科技政策、公共政策并给出建议，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特别需要的。第二，他们对技术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在独立性基础上，科学顾问们不仅给总统解释各种技术项目能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解释它们不能做什么。这对总统非常重要，因为各部门整天都在请求总统批准它们的项目，而它们自己提供的评估意见，因为利益冲突，并不总是可信的，所以总统非常重视自己的独立的科学顾问所提供的清醒的评估意见。

总的看来，卫星危机对美国科教政策的影响深远。具体表现为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为代表的温和派科学家进入政府科技与教育政策体制中，国家航空与航天总署设立，国防部改组，基础科学与科学教育经费急剧增长，国防教育法案通过，以及不可避免的国防技术与工业的扩张等。因此，美国掀起了长达10年的科教兴国运动，实施了包括政府帮助兴建一流大学等举措。由此形成的联邦科技政策是：保持强有力的国防科研系统，但是要尽可能地把联邦科研基金投入联邦政府以外的单位，将基础研究的重点放在大学，而应用和发展则由私人企业负责。在此期间，吸引世界各地精英的技术移民潮也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科技发展，而美国雄厚的技术基础使得它能最快地把美国和别国的基础研究转化为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经过“大跃进”的苦难之后，中国科学家们在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建议国家设立“科学顾问团”，以帮助政府避免在科研和生产中再发生违反科学规律的事情，可惜该提议并未被采纳（钱临照等，1994）110。

在美国，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对总统的举措，包括任命科学顾问，并不完全满意，试图以成立一个科技部来应对苏联卫星发射的危机。一方面，国会民主党人认为科学顾问们是总统的顾问，他们的报告大多带有保密性质，不光公众看不到，有时连国会议员们也看不到。另一方面，随着联邦政府的科技经费不断增长，国会非常希望在行政部门有一个能直接对国会负责的官员，来统一管理联邦科技计划，并到国会说明每年这些钱是怎么花掉的。还有一些议员对国防部大量资助美国大学搞科研不满，认为这样会导致美国科学与社会的军事化，从而希望能有一个非军方的科技部来取而代之。另外，一些在政府内工作的科学家也支持成立一个科技部，希望它能改善他们的待遇和工作条件（US Congress，1958）。这些想法在卫星风波之前已有，但风波带来的危机感给科技部的倡议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在国会里，从明尼苏达州来的民主党人参议员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是成立科技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他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两年提交成立科技部的提案，并主持国会听证会。此外还有几个提案与汉弗莱的大同小异，都主张把几个新老科技局，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原子能委员会、新成立的国家航空航天总署、国家标准局、地质调查局等，归入一个新的科技部，部长得是内阁成员。科技部当然还要协调联邦科技政策，尤其是统一集中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信息。与1884—1886年艾利森委员会的调查相比，1958—1959年的科技部议案其实与1884年的科学院委员会的建议大同小异，只是这次的积极推动者是国会，而非科学家们。

艾森豪威尔对设立科技部的必要性持怀疑态度，尽管他并非从原则上一味地反对政府资助科学研究，但他仍然担心这种资助可能带来政府对科学与教育的控制，而一个新的科技部很有可能助长这种倾向。另外，他和艾利森委员会一样，认为科技已经渗透到了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可能也没必要单设一个科技部。但为了慎重起见，艾森豪威尔还是请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就科技部的问题以及整个科技政策做一个全面调查。

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科学家们大多来自大学，当然希望艾森豪威尔和联邦政府增加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但他们对成立科技部缺乏热情。这可能是因为在卫星风波之后，联邦政府，包括军方，已经极大地增加了对大学科研和基础研究的资助。但为了深入研究此事，基里安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题小组，由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研究主任皮奥瑞（Emanuel Piore）任主任。该小组组织了一个内部听证会来了解政府各部门的科研状况和它们资助政府以外科研的方针措施。通过听证会皮奥瑞小组更深刻地认识到政府与大学之间在战后已经发展了密切的联系，并且联邦政府资助科研的方式是极其多元的。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准备把自己在卫星风波后增加的巨额科技经费用来资助政府以外的科研项目，主要是以与大学签订合同的方式来资助。这样做的一个益处是：从大学里得来的科研成果水平高，又能培养科技人才。

但皮奥瑞小组也发现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缺乏统一：各部门与各大学直接谈判签订合同，合同的条款包括大学收取的一般管理费用，可以因大学、部门而异；几个部门会同时对某些领域感兴趣，如气象学、高温材料、粒子加速器，但对另外一些领域，如海洋学，却缺乏足够的重视。就总的联邦科技政策而言，小组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应保证资助的稳定性，减少突然变化或反复的情况。政府与大学的合同一般应为3年，联邦政府应该通过总统与国会明确地把支持科研作为一项国策确立下来。

那么，建立一个新的科技部不正是实现这些建议的最佳途径吗？但皮奥瑞小组不这么认为。像艾森豪威尔和当年的艾利森委员会一样，该小组认为科技已渗入国防、内政、农业、健康教育、福利部等政府各部门，直接影响这些部门的功能职责，不宜把它们从这些部门里分出来，而各个独立的联邦科技局，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航空航天署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又各有各的使命和结构，并不能很容易就把它们归总到一个部门来管理。更重要的是，整个科学共同体似乎也不支持成立科技部。卫星风波之后，科学家以科学顾问的身份进入了白宫，国防部进行了改组，加强了科学家的决策地位，科技经费大幅增加，这些都使得科学家们不觉得科技部有成立的必要。

1958年3月，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简称AAAS）主持召开了“科学议会”，由各学科的100多位科学家代表出席讨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其中包括科技部的设立问题。除了前述的大科技部提案外，他们还讨论了一个小科技部的提议，即主要侧重于基础研究的科技部，但讨论的结果是对大小科技部都反对。他们反对大科技部的理由与上述的理由基本相同，而关于小科技部，他们认为那样会让一个搞政治的人（部长）来负责管理与政治不大相干的基础研究。归根到底，在设立科技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的态度反映了现代科研的特殊处境：大的科学研究需要政府的资助，但科学家们又想保有自己传统的自主性，不想让政治和政府干预科研工作的运行。

但是联邦科技政策还是需要加强协调的，怎么办呢？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皮奥瑞小组就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建立一个联邦科技委员会（Federal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FCST），由总统科学顾问任主任，各部门派一位懂科技的高级官员（如副部长）参加，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做参考，来对整个联邦政府的科技计划和政策进行协调。作为一个“科学小内阁”，它通过总统科学顾问直接向总统负责，并每年发布一个关于联邦政府3年内在科技方面的需求。这个方案得到大多数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赞同，于是在1958年6月18日，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正式向总统提交了关于这个方案的报告。

在会见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之前，总统有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一个记者问他是否在考虑设立一个科技部，艾森豪威尔风趣地回答说：

这个吗，科学有点像你呼吸的空气——无处不在；要专门搞一个部，一个单独的空气部——（笑声）我最好还是暂时在这个题目上给个否定的答案吧。要搞一个科学部，我不能断定它会特别有用；但我能说：政府的每一个部门，尤其是国防部、国务院和我，都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征求这些人（科学家）的最好的意见和想法。事实上，我今天的一个约会就是与基里安博士领衔的顾问委员会见面，如果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和这个题目上还有必要做一些正式的回答的话，我会马上请他做一个研究，让他的委员会做一个彻底的研究。^[2]

几个小时之后，当总统询问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创建科技部的意见时，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回答说同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复。

出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预料，艾森豪威尔对“科学小内阁”的建议也持保留态度。他说这个联邦科技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交流场所，来界定（各部门间的）遗漏和重复之处，但不可能行使权力”。他担忧的是，独立的权力中心会分散总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皮奥瑞说，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构想里，联邦科技委员会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而且是由总统的科学顾问做主任。在这个基础上，艾森豪威尔表示赞同成立联邦科技委员会。后又经过内阁的讨论，联邦科技委员会得到正式批准并于1959年3月成立。同时，白宫公开发表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以皮奥瑞小组调查为基础的《加强美国科学》的报告。

那么，联邦科技委员会实际上运作起来效果如何呢？达到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它在协调联邦科技政策上的期望了吗？答案只能说是毁誉参半。一方面，因为总统对它职权的限制，加上美国的体制给各部门相当大的自主权，联邦科技委员会事实上对强大的几个部的科技政策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另外，各部门代表在联邦科技委员会里，既地位相等又有潜在的利益冲突，所以也不太会主动地去干涉别的部门的项目。协调本来就经常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事，在联邦科技委员会的身上就更加难办了。但另一方面，尽管有这么多的局限性，联邦科技委员会在科学顾问的领导下，在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督促下，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确实成了政府内部交换科技政策、意见和信息的中心，也促成了几个跨部门的科技项目，如国家材料研究计划，为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在美国各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它还协调了海洋学、大气科学、高能物理和地震研究等跨部门、跨学科的发展。

总的来说，艾森豪威尔的有限但灵活的PSAC-FCST科技体系基本上满足了卫星风波之后的需要，从而使得国会关于创建科技部的议案被彻底放弃。另外，国会里那些主管各个联邦部门经费预算的委员会，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权力和势力因为科技部的建立而削弱，所以对创建科技部的热情并不高。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任期，联邦科技经费的持续增长使得国会又重启对科技政策系统的考察，要求政府的决策过程更加透明化。同时，科学顾问办公室的规模也逐步扩大，不适宜再留在白宫的力求精悍的编制内。在这种情况下，联邦科技政策体制又做了一次调整：从1962 年起，通过一个只需到国会备案的机构重组方案，总统科学顾问办公室被改为科技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简称OST），从白宫总统办公室移到总统行政办公室，并由国会正式通过成立，另列编制，由国会直接拨款。这样办公室主任就得到国会出席听证，接受国会议员的询问，从而为国会和公众提供了解政府科技政策的一个途径。

至此，美国总统科技政策系统就有了四个组成部分：总统的科学顾问、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联邦科技委员会和科技办公室。在实际运行上，这四个部门的协调是通过让总统科学顾问一身兼四职来完成的。这个体制的一大优越性是：总统层面的决策者，除了上亿美元的大科学项目外，一般不用参与具体的科技经费的分配，而集中于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具体的科技经费的分配由各部门根据自己的需要，或拨款给自己的研究单位，或采取合同及基金拨款的方式到大学和企业资助研究。实用研究一般采用合同制，基础研究则一般采用拨款制，尤其是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和隶属于健康教育福利部的国家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二者均发展了良好的同行评议系统。

这种“四驾马车”的总统科技政策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主要是因为大学师生，包括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大多数科学家，反对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的越战和国防方针而导致政府与科学界、知识界的裂痕越来越深。另外，这个时期联邦科技经费也开始减少，更加剧了双方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