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共同体的国际化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科学格局的重组不仅导致了国际科学的美国化，而且也引起美国科学的国际化，尤其是美国科学共同体的跨国化和国际化，而这对美国推进大科学革命、技术创新、保持不断现代化都有重要意义。从1947年开始举行的著名的舍尔特岛（后来改名为罗彻斯特）高能粒子物理会议，前几次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美国物理学家，但到了1952年就变成了国际会议了（Marshak，1989）（Polkinghorne，1989）。在改变美国科学共同体的族裔构成上，除了有20世纪30年代的犹太裔流亡到美国的科学家之外，几千名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抵美并留美是最大和最有戏剧性的一个变化（Wang，2010）。

从19世纪末，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开始大批到美国留学，主要是在科学、技术、工程、农学、医学等“实学”领域，并被中美两国政府所鼓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学成之后都马上返回中国。他们这样做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包括他们的爱国主义信念、美国当时以排华法案为代表的种族歧视移民政策，以及工作难找等。在二战中，美国政府撤销了排华法案，使得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的可能性大增，但移民法仍然对西欧和北欧之外的移民极具歧视性，给华人每年移民定额只有105个，所以大部分在美国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完成学业之后仍然选择回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在美国的大概5 000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面临着去留问题（Wang，2010）。

美国政府一开始其实是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国的，理由是他们可以把在美国所学的一切——科技和民主观念——带回并改变中国大陆。在这段时间确实有几百人因为爱国、家庭等原因回国，其中包括后来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的邓稼先和朱光亚。但到了1951年9月，政策开始改变。冷战，尤其中美在朝鲜战场上的对峙，使美国重新审视中国留学生的去留问题。如同它在二战末期对德国实行“回形针行动”一样，现在它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强行措施，让中国留学生，尤其是理、工、农、医方面的留学生留在美国，以避免他们回到中国大陆或落入苏联手中。这个政策直到1954—1955年中美在日内瓦谈判时才开始改变：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有一些早年持有美国国防机密执照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如钱学森，已经被取消此资格很长时间，所以美国政府宣布所有愿意回国的中国人都可以回国。因此又有一批人回国，包括钱学森。根据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当时的统计，从1949年到1958年，大约有1 200名留学生和学者从美国回国（Wang，2010）。

然而，5 000名留学生和学者中的大部分（约4 000人）还是留在了美国。正如回国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一样，选择留在美国的原因也多种多样，而且因人而异：有人对中国大陆的政治有疑虑，有人对回国以后的生活条件有疑虑，还有人主要是因为在美国专业发展非常顺利，担心回去以后会失去很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非常有才华的华人科学家选择留在了美国并确实在众多科技领域做出巨大成就，包括李政道和杨振宁，他们赢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为验证李、杨获奖工作做出决定性贡献的吴健雄虽然没有能分享该奖，但她的成就使得她在20世纪70年代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会长（Wang，2010）。

除了这4 000名左右的华人科技人才之外，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还接收了几千名曾经为逃离内战到香港避难的中国科技和其他专业人士。这些人里面有一些曾经在美国留过学，他们大部分是受到美国一个叫作“帮助中国知识分子难民”的私人基金会的帮助、资助而来到美国。这些专业人士之所以能够在每年只有105个对华移民名额的歧视性移民法律下到美国来并定居下来，是因为美国政府在1953年通过了一个难民法案。这个法案一方面帮助美国吸引了这些华人人才成为美国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也借此来做冷战宣传，显示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包括逃离对方阵营的人）到美国来（Zulueta，2003）（Zulueta，2009）（Wang，2010）（Hsu，2015）。

图3-2　吴健雄参加科学人才选拔赛活动（1958年）

摄影师未详，史密森学会。来自维基共享网站，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ien-shiung_Wu_%281912-1997%29，_Dr._Brode，_and_Science_Talent_Search_Winners.jpg，公用领域作品，2016年1月下载。

除了1949年在美国的留学生和20世纪50年代从中国香港到美国的人才外，还有第三批华人成为美国科学家、工程师：20世纪50年代以后从台湾和香港到美国的留学生。这其中的佼佼者包括1976年因发现J/ψ粒子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丁肇中，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位担任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田长霖。同样，在二战后还有大批赴美留学生和移民科学家、工程师来自欧洲、加拿大、日本、韩国和印度。所有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向美国移民——至少在当时——对母国造成了“人才流失”的问题，但却对美国科技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改变了美国科学技术共同体的族裔构成（王作跃，2004）。

冷战时期的美国科学跨国化还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欧洲流亡犹太裔科学家抵美所引起的不同科研风格交融所产生的富有成果的交叉效应（Hoch，1986）。例如，意大利物理学家皮奇奥尼（Oreste Piccioni）是一位宇宙射线实验电子学方面的专家，1946年他移民到了美国，赴麻省理工学院跟罗西一起从事宇宙射线研究。后来他被布鲁克文国家实验室聘用，并为其探索出了探测粒子的精准方法。他的方法后来为远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小组采用。后者在塞赫雷（Emilio Segré）和查伯伦（Owen Chamberlain）的领导下利用此方法发现了反质子（Heilbron，1989）。(www.xing528.com)

当然，美国政府在冷战早期的政策并不总是有利于国际科技交流。20世纪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不仅阻碍了国内科学家的自由，而且阻碍了国际科技交流：有的外国科学家因为左派背景被拒发美国签证，有的美国科学家因为是自由派被拒绝发给美国护照从而无法参加国外的会议。量子物理学家鲍姆（David Bohm）就因为青年时代的左派经历被迫流亡到巴西、以色列和英国。流亡英国的犹太裔物理化学家波兰尼（Michael Polanyi）以批评苏联科学政策著名，但美国领事馆却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因为他曾经对英国左派组织演讲，尽管他这些演讲是为了反驳对方的观点。1955年，在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即将在日内瓦召开之际，美国政府却从其代表团里把著名的美国生物学家米勒（Herman J.Miller）除名，理由是他在美国联邦调查局档案里有“负面信息”。米勒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他对美国原子弹试验的公开批评。当他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以个人身份出席时，所有人起立鼓掌对他表示欢迎，并对美国政府表示抗议（Wang，1999）（Badash，2000）（Kojevnikov，2002）（Hewlett et al.，1989）。

另外两个麦卡锡时代科学与政治关系的著名案例都发生在加州理工学院。1952年，鲍林受邀请要到英国伦敦参加一个重要的科学会议，但因为他公开反对美国的核武器试验计划而被拒绝发给护照，所以未能成行。很多人认为如果他当时去了伦敦，也许会看到富兰克林的DNA X 射线衍射照片，也可能在沃森和克里克之前就会发现DNA的双螺旋分子结构。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事件对他的研究产生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样大（他后来看到相关资料之后并没有马上做出正确的DNA模型），但这个事件无疑证明了麦卡锡主义对科学交流的负面影响（Hager，1995）。在同一时期，冷战政治和麦卡锡主义对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钱学森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影响：他在二战中和战后为美国航空、空军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1950年被指控在1938—1939年间加入过美国共产党，并在1947年回中国探亲后返回美国入关填表时隐瞒了这一事实，从而被吊销保密执照并被关押两个星期。被保释后钱学森被禁止回国或离开美国，处于“递解出境但缓期执行”状态，一直到1955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后才和其他留学生一起作为中国政府释放美国战俘的交换条件获准回国，并成为中国导弹和空间计划的创始人和主要组织者（Chang，1996）。^[1]

尽管有以上这些障碍，美国科学共同体的国际化仍然在战后持续上升。美国拥有一个庞大而灵活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包括大学、工业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这些对全世界的人才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国政府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阿波罗计划”鼎盛时期，使得它愿意更改政策来方便这些技术移民到美国来。如果考察一下1945—1984年间的114名美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可以发现其中36名出生在美国之外。还有其他几个获奖者，如李政道和杨振宁，获奖时因为不是美国公民而没有算在上述数据里。但他们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做出获奖的工作并一直在美国工作，后来加入了美国国籍。如果把他们也算进去的话，那么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里的移民比例会更高。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顶尖科学家里，在美国科技共同体的各个层次级别的科技人员里，移民也同样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王作跃，2004）。美国科学技术的国际化、跨国化越来越明显（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1986）16。

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科学的美国化与美国科学的国际化、跨国化是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美国科学的崛起，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吸引科技人才去留学、工作的地方，并带来的美国科技界越来越深化的族裔和文化上的多样化。而这种多样化又反过来促进了不同科学风格的有益交融，使得美国科学保持持续现代化的活力。同时，这些移民科技人才大部分保持与祖籍国科技界的密切联系，对祖国的科技教育政策有较大的影响，并持续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才到美国来留学、工作。也就是说，这种多样化和国际联系又进一步促进了国际科学的美国化（王作跃，2004）（Kim et al.，2002）。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早期冷战引起了一系列世界科技格局的结构变革，结果是便利了美国输出其大科学革命，促进了国际科学的美国化，同时也导致了美国科学，尤其是美国科技共同体组成上的国际化和跨国化。考察这段历史，也许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美国政府开始在科技政策和事业上扮演积极的角色，不仅决定国内的科技政策，而且深刻地左右了国际科技格局。“回形针行动”和“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都说明美国政府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利益使得它积极参与和干预国内、国际的科技发展。在冷战中，美国的一些政策阻碍了国际科技交流，而另外的一些政策又便利了科学家的流动和交流。当然，冷战的冲突也是上述国际科学的美国化和美国科学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冷战，这些趋势应该还是存在的，但是冷战确实加强了科技与政府，尤其是与国防的联系，从而也加剧了上述趋势。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冷战进入缓和时期，美国科技革命与国家现代化的联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注释】

[1]熊卫民在其著作中阐述了钱学森加入美国共产党一事（熊卫民，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