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进出口平衡与国际科学的变革

在德国于1945年5月投降之前和之后，美国一直都在对德国进行科技情报收集工作，尤其注重对德国科技人员和军事、工业技术及设施进行接收和审核。1945年初，曼哈顿工程主任葛鲁夫斯就派出一组人员赴欧考察德国原子弹工程的进展情况。该计划代号为“阿尔索斯”，由原籍荷兰的犹太裔物理学家古德斯米特（Samuel Goudsmit）带队，赴欧洲调查了海森伯和其他被俘的曾经参与德国原子弹研制的核科学家。但该行动最终没有使任何德国核物理学家被迁徙到美国。如前所述，海森伯和其他德国核物理学家在英国又被关押了一年左右，然后被允许回到德国。这说明美国在核物理和核能利用方面已经大大超过了德国，但“阿尔索斯”所得到的情报并不是一无用处。这些情报被转给了其他科技情报计划，对核物理之外领域的“掠夺”起到了作用（Goudsmit，1983）。一开始，这些掠夺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挖掘有用的德国军事科技情报为在对日作战中使用，但很快就转变为针对苏联的“拒绝”计划，即防止德国的科技人员和资源落入苏联手中。在二战期间，美苏之间的矛盾已经日趋尖锐，以至于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原子弹在日本的投放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向苏联武力示威，不仅是二战的最后一举，也是冷战的起始一步。而苏联也实施了自己针对德国的技术索取行动，从它占领和管辖的区域内运走一大批军事技术人才和设施。英国和法国也在不同程度上步了美苏后尘（Lasby，1971）。

美国最有名的掠夺计划是所谓的“回形针行动”。之所以命名为“回形针”，是因为美军在考察所俘虏的德国科技人员档案时，会在可用人选的资料上插上回形针。通过这个行动，美国军方在战后10年里从德国获得了上百名高级科技人才，以及大量的军事、工业、设备的技术资料。德国火箭专家冯布朗在战时带领他的团队为纳粹党研制出了王牌武器V-1和V-2导弹，战后被美军转移到了美国南方的阿拉巴马州，成为美国研制火箭和导弹的一支主要力量。他们为美国国防和空间计划做出重大贡献，包括发射美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火箭以及阿波罗登月计划所用的多项空间技术。“回形针行动”的策划者和支持者认为，冯布朗及其团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美国空间计划的贡献，足以证明当年的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对很多人来讲，这个行动充满了法律和道德上的可质疑之处。例如，被带到美国的一些德国人属于非法入境，因为军方在办理他们入境的过程中隐瞒了他们的纳粹背景，而按照法律，这些有纳粹背景的人是属于被拒绝入境之列的。另外，这个行动的批评者指出，“回形针行动”把很多属于德国工业界的技术秘密和专利非法地转移到了美国，并为美国的工商业服务。

从科学上来讲，要界定“回形针行动”对美国有多少具体的贡献比较困难。从德国缴获的V-2导弹被阿伦（James von Allen）等美国科学家用来进行高空大气层空间科学实验。有一批“回形针行动”引入的德国科学家到美国大学教书，但其中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事实上，有一批美国科学家，包括几个当年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裔科学家，反对把这些德国科学家带到美国来，认为他们的纳粹经历是污点。在波兰出生的犹太裔数学家卡可（Mark Kac）流亡到了美国，在康奈尔大学任教，1947年他组织该大学的科学家联合发表声明批评“回形针行动”：“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与一个臭名昭著的政府联系在了一起。这个政府的恶行包括最残酷地压制自由科学。这些事实应该使每一个公民，尤其是每一个科学家，都感到深深的担忧。”（Lasby，1971）190

二战前，德国在世界科学界占有相当长时间的领先地位，而“回形针行动”计划和其他美国对德占领方针通过多方面限制德国科学的发展，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世界科学美国化的进程。占领德国的最初阶段，美国禁止德国进行任何与军事有关的研究，尤其是直接涉及“军火或原子物理”方面的研究（Cassidy，1994）（Cassidy，1996）。因此，当高能物理研究在美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时，在德国却成了一个禁区，一方面因为这个领域被认为与核武器相关，另一方面因为德国当时根本担负不起相关的巨大费用，只有理论研究在继续进行。战后，德国科学界与国际科学界的相对隔绝也阻碍了德国的科学发展。人才流失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德国科技人才一部分被各国的掠夺计划挖走，一部分在战后因“去纳粹”清理行动被去职（Ash，1999）334。

世界科学的美国化不仅来自它的科技进口政策和行动，也来自并体现在它的科技出口政策与行动，尤其是帮助欧洲和日本复兴科技。出于冷战战略的考量，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开始对德国和日本实施科技复兴计划，帮助两国从二战创伤及战后混乱状态中逐渐恢复。在西德，由于美国的支持，原来的威廉德皇学会被改组、扩建，改名为普朗克学会，并在西德各地设立了不同学科的多个研究所。原为禁区的研究领域，如航空和核物理，也被开放（Ash，1999）341-342。在联邦德国政府于1949年正式成立之后，西德科学家与国外科学家的交往也得到恢复。美国从1948年实施的规模庞大的马歇尔经济援助计划帮助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经济复苏，从而也帮助振兴了欧洲科学（Carson et al.，2002）。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复苏并促进其现代电子工业的发展。

美国与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科技关系演化说明，冷战中的国际科技活动总是受到各国地缘政治策略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科学家传统的国际主义精神在美国推广大科学革命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美国帮助复兴欧洲科学的许多举措，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美国科学家。这些美国科学家之所以积极参与欧洲的科学复兴，一方面出于他们所信奉的科学国际主义理念，另一方面出于对国外科学家同事的人道主义关怀，还有一个因素是他们深信欧洲和日本科学的振兴对西方赢得冷战和美国科技的发展都有好处。甚至有科学家认为，帮助冷战“铁幕”的另一面发展科学对美国也有好处。1961年，捷克斯洛伐克半导体物理学家陶克（Jan Tauc）申请到美国访问的签证被拒签以后，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巴丁（John Bardeen）写信给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表示抗议。巴丁在信中提到：“‘铁幕’两边的基础研究成果都能够自由而及时地发表，并在国际会议上公开讨论，就像1960年在布拉格召开的那次会议一样。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鼓励这种潮流和基础研究成果的交换，因为我们先进的技术最有可能从中获利。”（王作跃，2011）258

美国科学家不遗余力地以多层次的科学国际主义理念在世界上推广美国风格的大科学。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拉比和另一位活跃于政坛的美国科学活动家贝科纳（Lloyd Berkner），就在推动国际上两个大型科学项目上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两个项目分别是欧洲核子研究组织（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按法语简称CERN）和国际地球物理年（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简称IGY）。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推动欧洲科学的发展、加强欧洲非军事方面的联合所做的努力，但具体的建议来自拉比在一次重要的科学国际会议上的倡议（Hermann et al.，1987）。国际地球物理年尽管也是由贝科纳等美英科学家在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简称ICSU，1998年之前的名称）这个国际科学组织框架下所倡议，但各国政府对参与该项目所做的考量超出了纯粹科学的范围。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国际地球物理年将为其利用卫星进行全球性的侦探活动提供一个机会（Needell，1996）289-305（Needell，2000）。而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在得到苏联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消息后，由竺可桢副院长领导着积极准备参与各项活动，但在美国政府指使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之后，不得不在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正式开启之前退出该项目（张九辰等，2009）。

在冷战初期，美国国内的科研和科技资助机构的变革也影响到国际科技的发展。例如，这段时期在资助美国大学科研项目上举足轻重的美国海军研究署，在英国伦敦和日本东京都设立了海外办事处，一方面资助欧洲和日本科学家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及时获取这些地区的科研成果。同样，美国在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为美国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提供了主要的经费和设施支持。它还代表美国参与了1959年《南极条约》的谈判。该条约要求把南极作为非军事、科学研究的大陆保护起来（England，1982）。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于1947年成立并接管曼哈顿工程之后，旗下管理了多个国家实验室，包括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并很快建立了几个新的国家实验室，例如位于纽约长岛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这些新的国家实验室中有一些集中进行基础研究，并成为国际科学交往（和竞争）的地方。例如，1952年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邀请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科学家对其进行访问，并与其无私分享了自己的科学新发现——加速器强聚焦原理，从而推动了大西洋两岸高能实验物理的革命性新进展（Hewlett et al.，1989）530（Krige，1996）。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建立初期还与英国就原子能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合作和信息分享。但1949年发现二战时期从英国赴美国参加曼哈顿工程的犹太裔流亡物理学家福克斯（Klaus Fuchs）和其他英国人曾经为苏联充当间谍，因此，美国国会通过法律限制与英国在原子能问题上进行合作。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举国上下震惊并检讨失误，其中一项是认为大西洋条约组织盟国之间合作不利。这导致美国修改法律，使得美国重新与英国和其他大西洋条约组织欧洲盟国之间恢复关系并加强交流与合作（Krige，2000）。苏联成功发射卫星还促使白宫正式设立总统科学顾问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给美国科学家一个参与国家科技、国防、空间、国际交流等领域政策制定的机会（王作跃，2011）。苏联成功发射卫星还使美国政府设立国家航空航天署，该机构不仅资助国内越来越多的科研，而且也促成了不少国际科技交往（Krige et al.，2013）。

“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可以说是美国在冷战早期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输出美国大科学革命模式方面的最大举措。该计划起源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953年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倡议有核国家（当时是美国、苏联和英国）给联合国捐赠一定数量的铀和其他核材料，而联合国设立一个新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来像一个核银行一样把这些材料分配给无核国家，助其建造用于和平目的的核反应堆。与其他国家政府之间所规划的国际科学交流活动一样，“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主要目的不是科学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尽管它确实受到了很多美国科学家的欢迎。艾森豪威尔希望这个计划能够减少制造原子弹的核材料，为东西方合作建立一个先例（此前有关核裁军的一系列提议都失败了），给进入氢弹时代的世界一点希望，并以此来尽可能避免无核国家加入制造核武器的行列。艾森豪威尔的提议还是针对苏联的国际宣传战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希望以此来向世界显示其诚意和和平目的（Hewlett，1989）。

但“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后来的发展偏离了艾森豪威尔所设想的方向。在短暂抵制之后，苏联与美国和一些国家一起于1956年在联合国建立起了国际原子能机构，但该机构并没有成为原来所设想的核银行，而是成了一个旨在防止受核援助国家把核材料从民用转向军用目的的组织。参与“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的国家不是从国际原子能组织而是直接从美国通过双边协议的方式获得必要的核材料、技术和经费来建造、运营用于研究和发电的核反应堆。美国国会在1954年通过一个法案同意这样的国际核技术分享。这个计划受到苏联阵营之外的国家的热烈欢迎，仅在1955年夏天就有16个国家和地区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签订了双边协议，包括土耳其、以色列、中国台湾、黎巴嫩、西班牙、哥伦比亚、葡萄牙、委内瑞拉、丹麦、菲律宾、意大利、阿根廷、巴西、希腊、智利和巴基斯坦。到了1961年，与美国签署类似双边协议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38个（Ordoñez et al.，1996）（Hewlett et al.，1989）236。

美国还支持在欧洲建立欧洲原子组织，一方面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一方面促进欧洲的联合（Hewlett et al.，1989）。(www.xing528.com)

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在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欧之外的国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它是1949年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第四点计划之后美国最大的对外技术援助计划。在西班牙，物理学一直不太强，所以根据与美国的双边协议而建造起来的第一个研究用核反应堆就成了一件大事。西班牙的佛朗科军政府还利用这个计划来拉近与美国政府的战略联系并加强自己的统治（Ordoñez et al.，1996）。其他国家，尤其是日本，利用这个计划派送了大批核科学家和工程师到美国进行培训。在很多地方，“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成了刺激当地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Low et al.，1989）（Seaborg，1977）。例如在中国台湾，以美国通过该计划所提供的研究用核反应堆为契机，建立了新竹清华大学并制定了一系列政府促进科技发展的计划（Seaborg，1977）506-528（Tape，1985）（Greene，2008）43～44。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实施的同时，中国也利用苏联发起的类似计划并在其援助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北京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张柏春等，2004）。

美国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还衍生出一个对国际科学发展非常重要的机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该中心隶属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建在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从1964年起开始运作。这使得从发展中国家来的物理学家们得到与世界著名同行们直接交流的机会，当然也在一定意义上传播了美国物理学。该中心是联合国旗下的第一个专门为科学和教育所设立的机构，并为后来陆续建立的其他类似机构铺平了道路。在创始主任萨拉姆（Abdus Salam）的领导下，该中心从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意大利政府处得到资助。到1980年已经资助了约6 000名发展中国家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到中心去学习，并和工业化国家来的科学家同行们一起交流、合作。1983年，萨拉姆推动创立第三世界科学院（2012年改名为世界科学院），以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为秘书处，旨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总的来说，这两个组织确实为打破发展中国家科学家在国际上的隔绝状态并增进北南科技交流起到了较大的作用（Greiff，2002）。

除了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美国还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国外一些科研机构的建立并有意无意地促进了世界科学的美国化。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帮助韩国政府建立韩国科学技术学院，用来提升诸多应用科学技术研究，包括化工、电子、重工业和钢铁业，对韩国在这一时期的科技工农业现代化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Kim et al.，1998）（王作跃，2011）342-343。1967年，约翰逊总统还派自己的科技顾问、化学家霍尼格（Donald Hornig）到中国台湾给当地的工业化规划提出建议。霍尼格说服台湾地区领导人将研发经费提高到台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的1%（约3 000万美元），此举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台湾岛内引人注目的技术和经济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王作跃，2011）343。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美国还对中国的科技现代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文革”结束之前，美国科学家，尤其是美籍华人科学家就已经在推动中国开启基础科学研究，尤其在高能物理领域。1972年，当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1957年与杨振宁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第一次返回中国大陆访问时，就向周恩来总理建议考虑建造高能物理加速器。李政道还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很多美国科研教育的做法，例如美国的同行评议制度和产、学、研之间的合作研究系统。李政道的建议促使周恩来总理更加大力推动高能物理的建设和研究，而李政道本人也在随后多年密切参与中国高能物理政策的制定、机构的设立和仪器的研制。在他的帮助下，中国政府聘请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退休主任潘诺夫斯基（Wofgang Panofsky）担任主要顾问，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的帮助下，中国成功建造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李政道和其他美国科学家还推动中国建立了一系列与美国相似的机构，例如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为样本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李政道的例子说明，在美国有国际和移民背景的科学家对美国科学传播到其他国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王作跃，2004）。

图3-1　（左起）玻尔、弗兰克、爱因斯坦、拉比（1954年）

摄影师未详，史密森学会。来自维基共享网站，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ortrait_of_Albert_Einstein，_Niels_Bohr，_James_Franck_and_Rabi.jpg，公用领域作品，2016年1月下载。

二战后，美国和国际大科学革命及跨国科技史中具有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55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原子能和平利用会议”。这次会议尽管是由国家政府组织召开，但科学家在其起源、具体组织和影响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科学家们成功地把传统的科学国际主义与冷战时期的国际地缘政治结合起来的例子。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被认为是这个会议的最早倡议者。他之所以做此倡议，是为了配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提出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但会议能够成功举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时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委员会主席拉比，是他利用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广泛的科学界人脉使得会议在科学和政治上都开得富有成效（Hewlett et al.，1989）232-235（Rigden，1987）240。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仅在1954年夏天拉比就两次造访欧洲。开始时，欧洲科学家对此会议是持迟疑态度的，因为核物理和核工程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各国政府置于机密范围内。但对拉比来说，这正是要开这个会议的理由：开这个会也许会迫使各国政府减少在这些领域的机密封闭。按照斯特劳斯的设想，这个会议是用来讨论一个很明确的题目，即如何把国际原子能机构建成一个核材料银行，但拉比与其他美国和欧洲科学家讨论的结果是，应该把这个会议开成一个真正有内容、广泛的关于核科学各方面进展的会议。这个建议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联合国大会的赞同（Rigden，1987）240-244。

由印度物理学家巴巴（Homi J.Bhabha）担任主席的“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于1955年8月在日内瓦召开。会议之顺利和成功超出了拉比的期望。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为了这次会议而公开解密了一大批相关的核科技信息。苏联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美国科学家都给予会议极大的重视。大会宣读了1 132篇论文，涵盖核物理、工程、化学、生物和医学领域。有来自73个国家的3 600人了参加会议（中国大陆因为联合国不承认其合法席位而没有参加此次会议）。美国和苏联科学家珍惜这次难得的面对面的交流机会——这是冷战中的第一次——并对双方在会议上的报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鉴于第一次会议的巨大成功，后来联合国又举办了三次这样的日内瓦会议。第二次于1958年举行，为此美国政府把整个核聚变能源研究领域解密。第三次于1964年召开。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于1971年召开（Rigden，1987）244-245（Hewlett et al.，1989）531。

尽管现在知道“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当年直接或间接地推进了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的核武器计划，但总的来说该计划对重建冷战时期东西方的科学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正如科技史学家克里格（John Krige）所讲，冷战时期，美国在国际科技史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这与其广泛的国际科技交流和合作是分不开的（Krige，2010）（Krige，2008）。这些跨国科学交流和合作不仅帮助美国输出它的大科学革命，推进战后世界科学的美国化，而且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的科技精英来到美国，从而实现美国科学的国际化并以此保持美国科技和社会的不断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