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对美国工业化的影响

随着美国北方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开始工业化，以及废奴运动的兴起，以奴隶制农业为基础的南方白人感受到了政治上的威胁。南北两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冲突集中体现在西部各新州是否以蓄奴制度进入联邦：南方要求新州允许奴隶制而北方反对。尽管一系列的妥协方案勉强使得联邦得以维持，但矛盾不断激化，到了1860年总统大选之时更是到了爆发点。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在大选中并没有主张南方废除奴隶制，但他认为应该给予黑人最基本的人权。他的当选使得南方各州觉得南方奴隶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从而迅速宣布独立，并进而攻占位于南方的联邦军事基地。而林肯和其他北方领袖不承认南方的独立，派兵镇压叛军，从而开启了长达四年多、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南北战争。南北战争最后以北方在1865年的胜利告终，但林肯总统本人却在战争刚结束时遭到同情南方的刺客暗杀身亡。

南北战争与工业化又有什么关系呢？工业化不仅是导致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在战争的胜负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以致历史学家经常把南北战争称作“第一个工业化战争”，认其为现代战争的开端。铁路和蒸汽船不仅用来运输士兵，而且是调配供给的重要工具，所以双方经常为争夺铁路枢纽和港口而交锋。电报被用来协调军事战略、战术以及后勤。其他重要技术包括新型来复枪、机枪、铁甲战船、潜水艇、地雷、新式战地医院等。在这些方面，北方比南方在工业化上的优势也反映在它最终的胜利上（Maier et al.，2003）465-467。

南北战争时期通过的一系列所谓共和党法案对美国科技教育的发展是有深远影响的。南方民主党议员的退出使得北方共和党议员们能顺利通过他们的法案。1862年通过的几个重要法案基本上结束了“杰弗逊-汉密尔顿争论”，以实际行动表示联邦政府可以在科技、教育、经济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太平洋铁路法案促成了7年后横跨美国东西的铁路的建成（为此，大量华人工人做出了贡献和牺牲）。农业部的设立是“为了获得和向美国人民宣传与农业相关的各个学科的有用知识（这里农业是以最广义和综合的理解），获取和繁殖新的、有价值的种子和植物并向人民分发”。莫雷尔（Morrill）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按每个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赠予联邦土地给州政府。州政府把土地卖掉后用所得资金建造州立大学，尤其注重研究和推广“农业和机械技术”。这个法案促成了全国69个“赠地大学”的建立，包括加州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这些大学成为美国公共高等教育的支柱。1863年，林肯总统还签署成立了半官方的国家科学院，旨在为政府提供科技咨询（Dupree，1986）135-151（Maier et al.，2003）470-471。^[5]

与国家科学院的建立相关的是南北战争之后所发生的关于是否设立一个联邦科技部的争论。^[6]如前所述，尽管美国政府早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极端忽视科学，但它的务实精神和联邦政体确实极大地限制了它的中央科学机构的设置。尽管美国开国元勋中受到启蒙运动影响极深的思想家，如杰弗逊、麦迪逊等，还有当时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富兰克林，都希望联邦政府在推动国家的科学、教育和贸易发展上起到促进作用，但效果有限。(www.xing528.com)

然而，出于实际需要，联邦政府在19世纪不断增加与军事和民用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到了1884年，国会觉得联邦各科研局不仅发展迅速，而且职责似乎有日渐重叠的现象，遂由参众两院各出三名议员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此事，并进而对美国科学与政府的关系做出界定。这就是美国科学史上有名的艾利森委员会（Allison Commission），参议员艾利森（W.B.Allison）出任主席。该委员会的第一个举措是请国家科学院任命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考察欧洲大国的情况，并对如何协调美国政府的各科研机构做出建议。

正是在这个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联邦政府设立一个“科学部”来统筹管理科研各局，并“指导和控制政府内所有的纯粹科学方面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发展科学已经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担负宪法所赋予的“促进公共福利”的责任。为此，报告列举了一系列当时的高科技——摄影、电学及由此带来的电报、电话、电灯、电气铁路——来说明科学的巨大经济效益与公共福利的密切关系。如果像报告中希望的那样，科学部部长由一个既懂管理又懂科学的人担任，那么他将成为科学家在政府里的代言人，并提高整个科学界的地位和影响。然而，尽管这个委员会在报告中称它的提议代表了科学界的愿望，实际上有一些科学家，如哈佛大学的阿加西兹（Alexander Agassiz），公开反对建立联邦科学部，甚至对已有的科研局，尤其是地质调查局，也深为不满，认为它们对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造成不公平竞争。地质调查局局长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则针锋相对，提出政府研究不会威胁，只会激发、促进和引导私立研究。但鲍威尔也不支持设立科学部，而是提议由史密森学会来统筹政府研究（Dupree，1986）220-224。

与科学家委员会的报告中强调科学部相比，艾利森委员会内部的争论则更集中在国会如何控制这些科研局的问题上。在艾利森委员会的六个委员中，有两个来自南方的议员站在阿加西兹一方，主张对地质调查局的研究工作加以限制，但经过鲍威尔和其他科学家的力争，其他委员建议国会继续支持该局的科研活动，至于科学部的问题，艾利森委员会1886年报告的最终结论是“没有必要”。艾利森委员会的调查表明，各个科研局的工作之间并没有太多重叠，互相间的联系沟通也没有问题，所以建立一个新的科学部并不会改善工作效率。总的来说，艾利森委员会的调查对美国科技政策有三个方面的影响：稳固了国会对联邦科研机构的调查和间接控制权，确认了科研机构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否认了那种认定只有把所有科研机构集中在一个科学部才能体现出科学的重要性或发挥它的潜力的想法。艾利森委员会的调查表明，科学只有与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发生紧密联系时才能更好地发挥它的效力。换句话说，与科学家们重视科学的地位和象征意义相比，政治家们更关注科学的实用效果。尽管后来科技部的话题又屡次出现，但这次艾利森委员会的调查基本上形成了美国不设立科技部的传统，从而影响美国形成比较独特的科技发展之路和政策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