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美国革命和工业化的争论

讲到科技革命与美国的国家现代化，就不能不提到美国革命，因为它不仅促使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出现在世界上，而且可以说是整个世界走入现代、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里程碑。它向君主制和君主立宪制提出了挑战，在近代世界大国里第一个实现民主共和制度。那么，美国革命又是如何兴起的？

历史上，法国大革命比美国革命更有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世界上有着更大的影响，以致于很多人认为美国革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产生的。事实正好相反，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在美国革命的影响下兴起的。如果从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算起，到1787年制宪大会通过《美国宪法》结束，美国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而法国大革命，如果以攻陷巴士底狱为起点的话，是在1789年才开始的。

美国革命又是受到谁的影响和怎样的影响而发生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近代美国史的一个中心问题，又被称作美国启蒙运动之争。所谓美国启蒙运动，指的就是在美国革命之前出现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上的变革，正是这些变革奠定了美国革命的基础。长期以来，在历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美国革命是受到欧洲的自由主义、启蒙运动而兴起的，这与科学革命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以牛顿为代表的科学革命动摇了神权、教会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增强了人类理性在理解自然界和世界上的有效性，挑战了神授君权，并进而增强了人类以共和、民主的形式进行自我管理的信心。另外，科学革命不光坚定了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然法的信念，而且还帮助确立了自然权利的概念，即生命、自由等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以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政治理论被称作经典自由主义，英国哲学家洛克对此理论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洛克深受牛顿及此前科学革命中关于自然规律理念的影响，而作为经典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他又对美国革命领袖杰弗逊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开始质疑经典自由主义对美国革命的贡献。他们更强调共和主义的作用，即美国在英国殖民时期“天高皇帝远”的情况下所发展出来的自治经验和传统，包括早年从英国传承过来的传统公民权利。这种共和主义主要表现在各个殖民地所发展出来的议会制度（Cmiel，2012）。

尽管在自由主义还是共和主义对美国革命影响更大这个问题上仍然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对美国革命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而驱动了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例如杰弗逊，这位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在1789年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时，曾从巴黎写信给美国画家特鲁布尔（John Trumbull），请他帮自己画三个人——培根、洛克和牛顿的画像。杰弗逊在信中写道：

我认为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个人，因为他们给自然和道德科学领域里所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奠定了基础，我希望把他们单列在一个画布上，这样他们就根本不用和别的伟人分庭抗礼了。^[1]

图1-1　位于费城的美国哲学学会图书馆里，杰弗逊及其所推崇的三个最伟大人物：培根、牛顿、洛克

摄影师Amy Cools，下载于http：//ordinaryphilosophy.com/2015/05/07/thomasjefferson-sites-part-3-philadelphia/，感谢摄影师惠允使用，2016年1月下载。

杰弗逊是当时少有的几个曾经通读过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美国人之一。他不但熟悉当时最新的自然科学进展，并且身体力行地开展了一些地理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曾称：“科学是我的热爱，政治是我的责任。”（Bedini，2001）291而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更是当时世界公认的电学权威，并因此在欧洲科学界、启蒙运动领袖圈里备受敬重，被认为是一个睿智的哲学家。富兰克林在费城领头创建的美国哲学学会是美洲第一个学术团体，美国革命的领袖包括华盛顿和杰弗逊都是其会员。在波士顿，另一位美国革命领袖亚当斯（John Adams）参与创建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二者到现在仍然是美国学术界极有地位的组织。

值得指出的是，杰弗逊、富兰克林等美国启蒙哲学家们，并不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探讨上，而是把科学、实用技术、建国方略紧密结合起来。杰弗逊尤其喜爱建造各种机械装置并改进了犁，他还喜爱建筑设计，弗吉尼亚大学校园就是他的杰作。富兰克林改进了避雷针的设计，发明了对流式烤炉和火墙，他在印刷业和邮政事业上的贡献更是美国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革命的英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83年写给美国各州州长的一封信也印证了这一点。在信中，他试图说服这些州长来齐心协力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

上天不光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赐（自然条件），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一个有史以来比任何国家都要优越的得到政治幸福的机会。我们的帝国的缔造，不是发生在无知和迷信的黑暗时代，而是在一个人类权利得到了空前的理解、得到空前清楚的确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对人类心智如何达到社会欢乐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多年来，通过哲学家、智者和立法机构的努力而得到的知识宝库，都敞开大门让我们来使用，让我们有幸把他们集中起来的智慧用来建立我们的政府形式。如果美国的公民仍然不能得到彻底的自由和欢乐，那问题完全是出在他们自己身上的。^[2]

在他当选总统以后给国会的第一个年度报告中，又一次明确地提出：“没有任何东西比科学和文学更值得你们来资助。在所有国家里，知识都是建立公共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3](www.xing528.com)

华盛顿的这些论述一方面说明美国革命的领袖都清楚地认识到当年的科学革命、知识革命和启蒙运动对美国革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这个时期美国就对知识、哲学、历史采取非常明确的实用态度。反过来，因美国革命而在18世纪80年代组建的宪法政府和公司组织对后来美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Maier，2003）。

但是，美国的这些欧洲殖民者所享受到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是建立在对印第安原住民有意、无意的损害的基础上的。在历史学家称为“哥伦比亚交换”的过程中，新世界不仅为这些欧洲移民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印第安人的农业、狩猎等技巧，而且为旧大陆提供了一批重要的作物，如红薯、土豆、玉米、花生、西红柿、烟草等。更有意义的是新大陆的发现成了科学革命一个主要的导火索，挑战了原来以基督教教旨为基础的自然知识体系，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而反过来，印第安人从欧洲殖民者那里得到的是枪支、战马、酒精、传染病和放逐等极具破坏性的回馈。枪支和战马使得印第安部落之间的战争更加残酷，酒精使得酗酒严重，至今都是印第安部落的一大问题。一些传染病，比如天花、疟疾等，导致大量的印第安人死亡。欧洲移民为了土地和矿产而对印第安人的残酷放逐更使得他们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Crosby，1972）（Nunn et al.，2010）。尽管华盛顿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和美国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对印第安人的伤害。

美国当时的“政治幸福”也没有惠及美国的非洲奴隶，他们的权利没有得到任何理解和确立，尽管美国革命领袖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奴隶制（华盛顿在他的遗嘱里宣布死后解放自己的奴隶）。奴隶制不光是美国道德上的污点、政治上的分裂点，也是美国早期工业化的一大障碍。

美国在革命和建国初期，不仅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也受到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但由于奴隶制在美国南方的存在和兴盛，南方在长时期内维持了一个以庄园为主要组织形式、以奴隶为主要劳动力的农业社会，抵制在北方出现的工业化的发展。另外，在经济形式的差异之外，主张和反对工业化的两派还就工业化的政治哲学意义和社会文化效应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进行了一场大辩论。

反对工业化的一个代表人物是杰弗逊，尽管他自己热爱科学、热衷技术发明。杰弗逊出身在南方的弗吉尼亚，从小跟着担任土地测绘师的父亲在田野里长大，熟悉并喜爱农业生活（还拥有奴隶）。后来他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认为拥有土地、自给自足的农民是民主制度和共和体制最理想的公民。在法国和英国，他看到早期工业化导致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给工场主做工，从而失去很多自主权，甚至政治权力，而且导致城市里出现贫困、无业游民。所以，他极力主张美国采取各种措施来支持农业，避免工业（“制造业”）发展，希望“把我们的作坊留在欧洲吧”（Jefferson，2002）197。在这一点上，富兰克林和杰弗逊是一致的，他们反对的不是机器或机械化，而是制造业及其可能引起的社会两极分化（Licht，1995）15-16。

主张工业化的代表是另一位美国开国元勋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出生在加勒比地区，在纽约上学，后来与当地的金融业有密切的联系。独立战争中汉密尔顿是华盛顿的得力助手，后任华盛顿总统的财政部长，是美国建国初期的主要经济政策制定者。与杰弗逊相反，汉密尔顿认为制造业对“国家独立和安全”极为重要，可以发挥不同人的不同特长，激发新兴的机械化和银行业的发展，吸引外国技术移民，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以及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而促进农业的发展（Hamilton，1827）。鉴于他对美国建国设想的贡献，汉密尔顿经常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设计者。例如，2004—2005年纽约历史协会等组织了一个关于汉密尔顿的展览，题目就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现代美国的缔造者”^[4]。

图1-2　位于美国财政部大门外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塑像

来自维基共享网站，雕塑家James Earle Fraser，摄影者D.B.Kin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lexander_Hamilton_%28359047222%29.jpg，公用领域作品，2016年1月下载。

从世界经济学角度来看，有历史学家认为杰弗逊和汉密尔顿关于工业化之争，其实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美国试图摆脱英国重商主义体制的一部分。该体制把美洲殖民地及后来的美国当作英国工业原材料的提供者和工业品的购买者，置其于被支配地位。美国革命可以被看作是摆脱该体制的一个重要步骤，而“杰弗逊-汉密尔顿争论”是该斗争的延续（Licht，1995）18-19。在这种历史趋势下，事态的发展比领袖间的争论对国家导向更重要。1807年，在英法战争期间，因为英国海军攻击了美国货船，美国国会通过并由杰弗逊总统签署了一个全面海上禁运令，本意是以此切断英国（和法国）的外贸并迫使其停止骚扰美国船只。但禁运令失败了，它导致美国船员失业、外贸锐减、农产品价格下降，到后来更是偷运成风。但此禁运令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美国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以弥补因禁运令所导致的进口货物的短缺和对农产品的加工处理；纺织工厂在北方急剧增加，拯救了南方的棉花种植业（也增加了对奴隶的需求）。在这期间，由美国人富尔顿发明的蒸汽船成为美国对世界工业化贡献的第一个重大技术。另外的两个进展对美国工业化的发展影响同样深远，一个是全国性的交通系统（尤其是公路）开始出现，另一个是联邦政府开始资助私人军械厂为政府制造武器，最终使可交换部件制造业有了革命性进展（Maier et al.，2003）295-299。

在麦迪逊总统任期内所发生的美国与英国的“1812年战争”成为美国工业化、现代化的一个转折点。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战争也被称作美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它使得美国彻底脱离了英国重商主义体制，加快了美国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及贸易网络的扩张，以至于到19世纪中叶，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引进欧洲的技术和人才，美国的纺织业得到大力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公路、运河和铁路的修建，以及在制造业中引进新型的机器，而这些都是与各级政府在这段时期制定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分不开的。随之而来的是这段难得的和平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上的一系列变化：更多的白人男子得到选举权；印刷技术革命使得报纸得到普及，从而激化了政治党派之争；经济持续发展促生了文化乐观主义，认为美国注定会永远进步、向前发展，并导致宗教激情高涨，产生“第二次大觉醒”，还推动了废奴运动（Maier et al.，2003）289-290。

图1-3　美国画家伽斯特（John Gast）所画的《美国进步》油画（1872年）

来自维基共享网站，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American_progress.JPG，公用领域作品，2016年1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