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海上丝路引领中国海洋观发展

近代以来，在西方政治价值观的主导下，世界多国展开了复杂而又惨烈的政治博弈与争斗，催生了以霸权主义为特征的海洋政治秩序。以制海权、海军至上主义、海上霸权为核心的西方海权论长期主导着国际海洋政治的进程，国际海洋政治的演变史就变成了西方国家横行海洋、争夺海洋霸权的历史，催生了以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国际海洋政治秩序^［15］。

西方海权理论自问世以来影响了世界近500年，过去的数百年间，海上的话语主要是围绕西方中心主义、海上霸权、对抗控制性思维来进行，但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和西方海权理论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发展和变革风起云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16］。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更需要强调海洋对于人类社会连成整体中的相通性和开放性，打破零和博弈的海权思维，形成新的海洋认知范式。在全新的海洋认知范式下，行动成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关键。

当前，以海洋为载体和纽带的市场、技术、信息、文化等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就是希望促进海上互联互通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引领蓝色经济发展，推动海洋文化交融，共同增进海洋福祉。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源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界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界定没有定论，在其起止时间、起点终点、航线走向等问题上争论激烈。但也有一个基本共识，即认为丝绸之路从来就不是一条固定的有形道路，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和文化，是一种海纳百川、对外开放、相互借鉴、互通有无、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精神和文化。

我国有18 000公里的海岸线，在这漫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87个港口，这些港口形成了环渤海地区港口群、长江三角洲地区港口群、东南沿海港口群、珠江三角洲港口群、西南沿海港口群等五个港口群，与长三角、京津地区、珠江地区三个经济带紧紧连在一起，这三个经济带几乎囊括了全国的机械制造、微电子、计算机、新材料、现代加工业等高新技术产业；高铁、公路、航空、航运形成了密集的综合运输网络，实现了联合协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全新格局。五大港口群的合理布局为“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其中，上海港作为世界一流大港，居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中部，扼长江入海口，地处长江东西运输通道与海上南北运输通道的交汇点，是我国沿海的主要枢纽港，是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

我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有关国家在港口建设方面开展了广泛合作，参与了包括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孟加拉吉大港、吉布提港等在内的诸多建设项目。其中，瓜达尔港、汉班托塔港、吉大港都是印度洋沿岸非常重要的港口，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如瓜达尔港建成后，通过铁路、公路就可以直达新疆地区，油气资源不必再通过马六甲海峡输送，直接缩短路程5 000多公里，既减少了运输成本，又大大降低了海上运输的风险。而我国在位于红海出入口的吉布提港的港口建设，尤其是后勤保障基地的建设，为中国军队执行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维和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持。比雷埃夫斯港位于希腊西南部，是希腊第一大港口，从“一带一路”的视域来看，比雷埃夫斯港位于欧洲南线，地处中国到欧洲距离最短的海运航线的枢纽位置，是距离苏伊士运河最近的地中海主要海港，通过铁路、公路与海运可以进一步辐射到中欧、东欧超过三亿的消费者。自中国企业中远海运集团2008年接手运营管理以来，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吞吐量已从2010年的88万标准箱增加到2018年的490万标准箱，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并有望成为地中海沿岸第一大港。比雷埃夫斯港项目是中希合作双赢的成功典范，具有重大的经济效益与政治意义，并将在欧亚互联互通领域产生巨大的辐射效应。

构建中国—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要战略目标。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内容远不止经贸合作和扩展经济带。人文交流，尤其是东南亚华人的参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因素之一。

海上航线安全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海上航线安全有着不同的定义。在和平时期，海上航线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非传统安全，海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伴随着人类航海活动的开展，海上贸易兴起的同时海盗也随之产生。海盗在航海历史上没有停止过，但当代航海活动中索马里海岸线上的亚丁湾一段的海盗问题愈演愈烈。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附近是索马里和也门等国家，是从印度洋通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海上咽喉，也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之一。

自1991年西亚德政权倒台后，索马里一直处于军阀武装割据的无政府状态，内战不断。加上自然灾害导致经济萧条，海盗成为当地的“金领”职业，索马里海盗垂涎亚丁湾及附近海域的货运，袭击航经的船只并挟持船员，再向相关政府勒索巨额赎金，对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海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当地混乱的社会局势也为海盗提供了生存空间。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海盗活动频繁，2008年发生海盗劫持事件数十起，即使是联合国运输食品的船舶也不能幸免。该海域被国际海事组织列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由于持续内战和长期混乱等原因，在索马里地区，越来越多人铤而走险走上当海盗的道路。根据国际海事局（IMB）判断，索马里海盗已经具有高度的职业化特征，并且形成海盗团队的网络体系。作为国际航运的交通要道，在2010年前后亚丁湾每年通航货船约为2万艘，海盗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国家，在维护海上公域安全领域上承担应有责任。

2008年12月20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胡昌明正式宣布，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将派出包括2艘驱逐舰和1艘补给舰在内的联合舰队，于2008年12月26日从三亚启航，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截至2018年，中国海军安全护送1 198批6 600余艘次中外船舶，让亚丁湾、索马里沿海这个世界上“最危险海域”重新成为“黄金航道”。

在亚丁湾护航展示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护航行动中，中国海军护航官兵与各国海军密切合作，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和联合国有关决议，并积极为外国商船提供应急救援。在中国海军安全护送的船舶中，一半以上是外国船舶。护航期间，中国海军护航编队还执行了马航失联航班搜救、为马尔代夫提供淡水等紧急任务，用实际行动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要贡献。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向海则兴、背海则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研判我国海洋事业发展形势，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海洋强国建设思想，为我们在新时代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www.xing528.com)

纵观中国历史，在航海技术的推动下，深受海洋秩序影响的中国，在海洋认知范式上有过几次重大的转变。

先秦时期，囿于造船技术和航海能力，航海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较多，因而对海洋的认识大多从想象出发。譬如认为海洋是世界的尽头分界线，“海者，晦也”，认为大海等同于幽暗，望洋只有兴叹。随着航海技术和造船能力的进步，对于海洋的探索进一步加深，大海不再是幽暗不明的，也不再是神仙居住的世外桃源，而是可以提供社会发展所需的盐、渔等一系列资源的场所。中国对于海洋的认知，从充满想象的抽象认知转为了具象认知，这是中国古代对于海洋认知的第一个突破。

随着中国航海活动进一步拓展，以海航为基础发生的海洋贸易、海外关系、海洋文化等内容不断丰富，海洋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汉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宋代发达的海上贸易及先进的造船技术、元代的海外征服、明代前所未有的远航，构筑了中华文明对海洋的实践框架。众所周知，尽管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海洋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以农耕为主体的文明始终占据着支配地位。丰富的航海活动并非中国历史记录的主流，航海的存在是为了维护陆地王权统治。海洋是大陆的附属，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中对海洋认知的第二个突破，这个阶段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王朝时期中国的观念是“天下”，出自《诗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理念代表着王权天下的观念。以中国为中心是天下观的核心，中国即代表王土。“王道荡荡，没有边疆，道之所在，即为国界”，行王道治理天下，建立大一统国家就是王朝的最高理想。天下观的另一个核心是华和夷的区别。宋朝的石介论述：天在上，地在下，居天地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华人是远远看不上夷人的，早在唐朝时在广州就出台了条例防止华和夷住在一起。在传统中国的认知里，华有治理的权力，夷只有朝贡的义务，但是到清代末期，一切都改变了。以鸦片战争为代表的对外战争的失败不仅唤醒了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也给传统的天下观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因为从广义上看，鸦片战争的失败意味着中国的陆地传统被西方世界的海洋传统击败，也是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的海洋观念开始向近代转型和变迁，中国开始深切的反思，海陆兼有的中国究竟该如何看待海洋，这是中国海洋认知范式的第三次突破。

西方海权理论的传入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看待海洋的范式。西方式的海上殖民霸权让中国在世界浪潮的裹挟中确立了现代海防观念，并建立起了适应现代世界的海上主权范围。但中国发展的道路与西方不同，不会重复西方借助海洋向他国索取的老路。中国提出和谐、共通、互利、互享的命运共同之路，至此完成了中国海洋认知范式的第四次突破。

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世界通过海洋紧密联结，又通过海洋繁荣发展。随着航海活动的增多，其内涵也不断丰富，航海的历史逐渐成为集文明交流、商贸往来、科技发展等于一体的全球史缩影。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通过海上航道、凭借海军力量和商贸优势进行海外扩展，从而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西风东渐”的整体性优势地位，并影响至今。过去400多年的人类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全球性大国大多是具备强大海洋能力的国家。联合国文件声明，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中国航海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无论是造船技术、航行能力还是军事实力、商贸往来，中国曾长期在海洋事务上保持领先地位。与此同时，海上交流亦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文明也通过宽阔的洋面传向四海。中国在地理上是海陆兼备的大国，既有陆地国家的传统，也拥有海洋国家的地利。近代以来中国因忽视海洋地缘、海防缺失、海权不彰造成的历史苦果，至今历历在目。

今天的中国既是海洋大国，也是航运大国和造船大国。根据《2021年中国航海日公告》，中国拥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面积，18 000公里大陆海岸线，11 000多个海岛、14 000公里海岛岸线，水上运输、船舶建造、渔业产量、船员数量等指标稳居世界前列，海运航线和服务网络遍布全球。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部署，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事业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1世纪，海洋仍然是人类活动、国家关系呈现的重要空间。站在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节点上，重温中华民族的航海文明传统，坚定对建设强大海洋国家的信心和信念，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迫切。

中国航海的历史是很大的课题，本书仅选取了中国航海的八个精彩截面呈现中国航海事业的兴衰起伏：从传统习俗中衍生的航海文化到融合家国情怀的航海精神，从指南针、船尾舵、水密隔舱的技术创新到今天的远洋巨轮，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古代助航保障到现代海图搜救，从古代海事职官到当代国际航海组织，从寸板航行的航海人到当代的航海家，从清末航海教育的艰辛到今天航海高等教育的兴盛，从海国图志的朴素海权思维到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新型海洋观，航海事业始终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最好的见证者之一。因篇幅所限，本书所述内容未能涵盖中国航海历史的全貌，但也能从航海的角度管窥中国海洋文明古代的兴盛、近代的衰落、当代的复兴，从历史的角度阐释当今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文明底气和文化自信。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习近平总书记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牢记历史，传承中国航海在过去的大国角色；面向未来，开创中国航海在全球的新时代。这既是组织者编纂本书的用意，也是本书的价值目标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