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建设：孙中山的国家战略

自从西方经典海权理论提出海权对于国家的战略要义以来，海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国家兴衰的代名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不乏提出加强海防建设、提高海洋防御能力的有识之士。但当考察中国近代海防历史以及海上力量的建设时会发现，他们对于海洋的理解多数仅局限在防御功能上。而对比同时期的海洋强国，加强海权是以保护海上商贸和海外殖民地利益为目标，以提高本国海上实力为核心，以试图掌控大西洋和太平洋制海权为核心的综合战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太平洋及远东成为世界视线焦点。太平洋问题的重心之一是中国问题，掌握太平洋海权也就是掌握了通往中国的门户，太平洋的海权之争事关中国权益。海权问题不仅与中国主权独立的内政问题相连，也与中国独立之后面对国际局势的外交问题相连。

早在民国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对海权问题非常重视。他将我国当时在太平洋上面临的海疆危机与世界海权争夺明确联系在一起，认为太平洋问题即世界海权问题，并将海权问题上升到与中国生死存亡休戚相关的战略高度，呼吁国民予以重视，今后的太平洋问题实则关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将海权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民国初建，孙中山将海权问题纳入国家战略中进行综合考量。不仅希望在中国建立起强大海军以捍卫海权，还将支撑国家海权的港口航运、涉海经济、海岛开发等问题共同融合在他对国家的整体规划中。在《实业计划》中强调要发展利用海洋资源，以海兴国，对于海洋实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由点及线到面的规划。首先要建立全国的港口体系，按照地位及用途的不同，建立由北到南的北方、东方、南方3个世界级大港（计划中的北方大港位于大沽口与秦皇岛两地中途，青河、滦河两口之间；南方和东方大港分别为广州和上海）；营口、福州等4个二等港；宁波、海口等9个三等港；秦皇岛、龙口等15个渔业港。这样可以联合中国全海岸线，平均每百英里海岸线拥有一港，从而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港口群，形成黄海、东海、南海与太平洋、大西洋乃至印度洋的港航联动，从而带动整个国家海洋经济的发展。孙中山还设想将琼州建设为独立的行政区，将之建成集海军基地和深水港口为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体。

孙中山强调海权要与陆权一样成为国家战略并重的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孙中山看到日本在太平洋的野心。如果日本来侵，日本的大战船如巡洋舰、潜水艇、驱逐舰等战斗力极强，而中国却没有更大战斗力的船可以抵抗。日本如果用这种战舰来和我们打仗，随时便可以破我们的国防。而且我们沿海各险要地方，又没有很大的炮台可以巩固国防。因此孙中山在捍卫海权的宣传中常常以日本为中国未来的第一假想敌，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向人们敲响警钟。针对中国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特点，孙中山强调中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应是“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10］。(www.xing528.com)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晚清以来持续的海权危机并未得到缓解。不但近岸渔权继续受到侵犯，水道的航行、测量等权利也长期被帝国主义列强把持。更严重的是，东沙、西沙、南沙等南部海疆亦日益面临被强占的危险。内有现实危机，外有海权理论的启蒙，国内各界对海权问题均高度关注，形成了全社会普遍关注海权的基本局面，海权不再是庙堂之高的事项。

首先全面认识海权对中国的意义。历经从清末到民国几十年的海上纷争，在对海权重要性肯定的基础上，民国扩大了对于海洋权利范畴的认知。对海权的理解从单纯的海军和防卫，拓展到航运、贸易、防卫及因需要而派生出的管理、导航、测量等权利。20世纪30年代以后，民国政府逐步收回了航道引水权、海道测量权等海洋权利，同时开展航道整治，从沿海到沿江维护航标设施，以实际行动表明海洋观念的改变。

其次重新认识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和价值。过去海岛特别是远离大陆的小海岛，不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民间，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民国时期发生法国侵占南海九小岛案，有报纸刊文，提出岛礁价值不大可以“放弃”等主张。到20世纪40年代末，社会整体对于南海岛礁的看法已大为改观。在1948年一篇介绍南海诸岛位置及资源的文章中，作者提出南海诸岛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南海在航道上非常重要，是日本、法国、菲律宾人都试图独占的海上枢纽。在东沙岛案、九小岛事件以及日常海权的介绍和报道中，社会报刊都不断重申和普及南海诸岛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经济及战略价值。到民国后期，南海诸岛的主权归属、价值等都已得到民众公认。

历经了晚清以来的海陆夹击危机，亲历了海权国家在太平洋上的争夺，普及了海权理论，到民国时期海权的重要性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中国要发展必须面向海洋，海防缺失则中国无防，海洋是强国富国的桥梁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尽管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力量薄弱，海权几乎丧失殆尽，但整体对于海权重要性的认知，对中国海陆兼备地缘的认知却有了飞跃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