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海权观的反思与发展

中国有着海陆兼具的地缘条件，由于传统经济结构、文化特征等多重原因，古代中国社会多有重陆轻海的观念。尽管沿海地区与大陆腹地有着几乎一样的悠久历史，中国航海事业在某些历史时段中还优于欧洲，但海洋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居于次要地位。海洋问题真正成为涉及中国危亡的紧迫问题源于晚清时期，在西方列强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发生了改变，从海上来的列强冲击迫使中国做出反应。

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封建王朝始终面临西北少数民族的入侵威胁，因而历代王朝一向对于西北方向的安全存有戒惧。但历史上，宋朝和明朝也曾用心经营海防，足见陆海兼具的地缘对中国来说既有战略优势，也有安全隐患。

海陆兼具的地缘到清朝末年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清朝在西北边疆面临巨大安全压力；另一方面1840年以来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经历的两次战败，即内陆的同治回乱和海上的日本入侵台湾。西北和东南的双重危机使得晚清面临西北内陆和东南沿海的双重压力。1865年，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新疆南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俄国于1871年以“代收代守”为理由侵占伊犁。清朝传统士大夫认为，俄国已经将伊犁视为自己的领土，并冀以之为跳板扩张到整个新疆，清朝的西北边疆面临巨大威胁。几乎同时，清朝在东南海面上也面临巨大危机。明治维新后，日本以“征服邻国”作为其战略，1872年日本政府改置琉球藩。1874年，台湾原住民杀死漂流到台湾的琉球船民，后日本借机以“生番无主”用兵于台湾。日本登陆台湾引起清廷的抗议，但清廷顾及海军羸弱，决定不与日本开战，经英美等国斡旋签订《中日北京专约》，赔款给日本50万两白银以换取日本撤军。

左宗棠奉命扫除西北内乱，至同治十二年，已平定陕西、甘肃的内乱，准备向新疆进军。李鸿章奏请停止用兵新疆，将经费用于海防以抵御日本。由此清王朝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陆地防卫和海上防卫的大讨论。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是清政府内部面对新的海洋和陆地同时发生边疆危机的应对。这既是中国自身安全防卫的大命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变革大背景下中国应对国际局势变化的大命题。自从地理大发现之后，全球化体系从本质上看是海洋性的。欧洲人的远航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的处境。中国第一次在历史上不得不重新审视海陆兼具的地缘意味着什么，也不得不重新在世界海洋浪潮下重新定位对海洋的认知。

大航海以来海权势力和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汉海权理论的问世把过去西方海上殖民国家的历史经验上升成为战略理论。马汉把生产、海运、殖民地和市场看似互不相关的三件事融合在了一起，提炼出控制海上主要航线等于控制大量商业利益的通用法则，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大航海以来，西方国家正是通过航海、殖民地开拓、战争、贸易、货币与金融体系建立了全球秩序。马汉的理论在海洋国家风靡一时，日本发展和壮大国家海上力量，并最终在甲午海战中击败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成为东亚海上霸主。(www.xing528.com)

从1840年起，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就开始寻找富国强兵之道，海洋对于国家的意义也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洋务运动期间，近代海军的打造就是一项证明。但此时清朝上下还大多囿于中国传统海权观而产生以海为防的思想。直到甲午战败之后，震惊于海军覆没的中国人对海洋认识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改变了对崛起于海岛的日本的蔑视态度。从清末的海陆双重危机，到甲午中日战争中海上舰队的一败涂地，海上力量的逼近促使近代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发生巨变。风靡西方世界的马汉“海权论”知识也开始由日本传入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和讨论。近代以来留日学生人数日渐增多，日本又是海权理论最盛行的国家之一，旅日学者和学生在日本获得了更丰富的海权理论知识，并见识了日本海洋强国的历程，又深切地感受到中国落后的危机，因此大量海权著述被翻译并传入国内。

海权理论传入国内后因适应国情民意的需要，迅速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在1903年发表《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中大声疾呼“以争海权为第一义”。随后晚清的《亚东时报》、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等都陆续翻译了部分马汉学说。海权成为朝野热议的问题，但海权理论并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说，而是零碎地经多途径传入国内。近代中国人在这个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中国的海权问题进行了反思。1928年近代中国第一部海权理论《海上权力论》问世，这是从马海海权理论传入以来，中国人在各种碎片化的海权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整体反思结果。

到抗日战争时期，对海权的反思又一次被提上日程。日本凭借强悍的海上力量在陆地上侵略中国的同时，在海上也频频得手。日本海军在中国海岸线上横冲直撞，并且在南下战略的指引下将南海岛礁等纳入势力范围。加上自甲午战争后原本就已经被夺走的台湾及其澎湖列岛，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从东海到南海，给中国海上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法国也在南海占领了部分岛屿，这一切都更加凸显了海权的重要性。因而抗战期间，民国《海军》杂志将此前未完成的海权论全部翻译完成，并且还重点介绍了马汉海权理论中关于海军战略的部分。近现代中国海军羸弱，海上面临的对手强劲，这一切都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人对强大海洋能力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