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

伴随着航海知识日益丰富，唐宋时期海洋意象已全然没有了秦汉时期神仙世界的影子，海洋世界变得更为清晰而实际。海洋不再是隔绝世界的屏障，也可以是获取财富的通道。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貌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指中西陆上通道。此后，又衍生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指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亦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

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期——秦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期——魏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期——隋唐；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期——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由盛及衰——明清。

海上丝绸之路由“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大干线组成。东海航线从中国通向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南海航线从中国通向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这两大航线构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海上交通网络，并在变幻莫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延伸、拓展。其中，南海航线为主线，东海航线占据次要地位。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直接影响了它所经过的地区，而且还影响到更广远的区域。例如，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到达印度洋西部沿海后，通过埃及等地而将其影响力辐射到了地中海地区。人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所进行的活动内容也非常广博，包括远洋船只的打造、海上航线的拓展、航海技术的演进、外贸港口的兴建、远洋货物的贩运、对外贸易的管理、外来侨民的流动、官方使节的往来、音乐艺术的传播、异域物种的扩散，等等。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进入中国的重要渠道^［7］。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到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阻断，代之而兴的便是海上丝绸之路。到唐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的航路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依托唐和阿拉伯帝国（中国人称其为“大食”）这两个强盛的国家，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时，我国东南沿海有一条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北部诸国、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的海上航路，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叫法。当时通过这条通道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四大宗；往回输入的主要是香料、花草等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8］。唐代著名地理学家贾耽曾详细描述过这条著名的全球最长航线，这一记载如今留存于《新唐书·地理志》中。在贾耽笔下，这条航线全长1.4万公里，商船从广州起航，向南至珠江口的屯门港，然后折向西南方，过海南岛东北角附近的七洲洋，经越南东南部海面，越过马来半岛湄公河口，再通过新加坡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向东南行驶往爪哇，西出马六甲海峡，横越印度洋抵达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的南端，再从西印度洋至波斯湾的奥巴拉港和巴士拉港。如果换乘小船，沿着幼发拉底河航行一段时间，就可以到达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即今天的巴格达了。

隋唐时期，在中日双方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又陆续出现了横渡黄海及东海的多条海上航线。通过东海航线，不仅中国的商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及朝鲜半岛，中国文化也被大规模地传播到这些国家。史传公元7世纪，日本天武天皇的孙子长屋王非常羡慕唐朝发达的文化和佛教，制造了1 000领袈裟，派人送给唐朝的僧人们，这些袈裟上绣着四句话，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四句话被高僧鉴真看到了，于是他对日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在日本遣唐使的邀请下，鉴真在十一年内先后尝试六次东渡，终于成功抵达日本。在日本的10年生活中，鉴真按扬州大明寺格局，在奈良建立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广泛地传播先进的中华文明，为增强中日睦邻友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中国文化对日本及朝鲜半岛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https://www.xing528.com)

宋朝建立后，为了增加财税收入，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政策，鼓励发展海外贸易。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南宋，更是重视海外贸易，从而客观上促使海上丝绸之路在宋朝兴旺。与此同时，宋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明显提高，指南针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大为加强。南宋政府于公元1219年下令以丝绸、瓷器交换外国的舶来品。这样，中国丝绸和瓷器向外传播的数量日益增多，范围更加扩大。宋朝有三大对外贸易主港，分别为广州、宁波、泉州，连接北边的日本、朝鲜半岛和西边的阿拉伯世界，以及南边的南海诸国。宋朝与东南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元丰市舶条”标志着中国古代外贸管理制度又一个发展阶段的开始，私人海上贸易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泉州设立的市舶司正式开港后（1087年），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13世纪初，蒙古快速崛起，并在半个多世纪中征服了从太平洋西岸到黑海沿岸的辽阔土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其他地区的蒙古贵族虽然也建立起各自的汗国，但都奉元朝为宗主。由于元朝与其他地区的蒙古汗国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东西方之间的陆上交通空前发达。元朝在经济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已扩大到亚、非、欧、美各大洲，并制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比唐朝更加繁荣。中国船只频繁出入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进入鼎盛阶段。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壮举，对后来西方航海家达·伽马开辟欧洲到印度的地方航线，以及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具有先导作用。但遗憾的是，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完全禁止民间商人出海贸易，同时严格限制海外国家与中国的交往，不许外国商人来华经商，仅仅允许十几个国家以“朝贡”的名义与中国进行官方往来，削弱了民间贸易的活力。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帆船迅速从印度洋退出。到了15世纪末，中国船舶已从苏门答腊岛以西消失，仅仅活动于马六甲以东海域。这些政策导致了海外贸易的急剧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失去了昔日的繁华。

正当中国人因为政府的海禁政策而从印度洋上不断退缩的时候，欧洲人却乘势而起。到了16世纪初，葡萄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自西而东进入亚洲的新航线，西班牙人开辟了从大西洋绕过南美洲自东而西进入亚洲的新航线。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所开辟的新航线，最终都与早已存在于亚洲海域的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从而将海上丝绸之路从区域性的海上航线延伸为全球性的交通网络。西欧商人的海上扩张改变了传统海上丝绸之路以和平贸易为基调的特性，商业活动常常伴随着战争硝烟和武装抢劫。海上丝绸之路本以中国文明为核心而展开，其兴盛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国，但欧洲人东来之后，很快就取代了中国人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主导地位。

清代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之间，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海禁和迁海，除此以外，其余二百多年间，基本上是实行开海政策的，因而在船舶建造、船队规模、运载能力、航行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历代的水平。不过在衰老的封建制度的束缚下，中国航海事业和当时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相比，差距越来越大^［9］。1800年之后，一方面清朝日益腐败没落，另一方面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来袭，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力量平衡被打破。鸦片战争后，一支又一支西方列强的舰队沿着海上航线而来，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环球海上航线的性质自鸦片战争起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西方列强远侵中国的炮舰之路。从航海技术上来讲，鸦片战争之前，穿梭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船舶虽然式样各异，种类繁多，但都是木帆船，1840年以后，则逐渐进入了蒸汽轮船时代。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彻底衰落。中国海权丧失，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沿海口岸被迫开放，成为西方倾销商品的市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整个民国时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