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和国家关系的国际秩序演变

由于国家依靠海洋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围绕着海洋利益关系态势发生改变，国际社会对于国家海洋关系的原则、规范和行为进行调整，由此形成的一整套演变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与海相关的国际秩序^［4］。

现代国际秩序是以海洋体系为基础的。莫德尔斯和汤普森在研究1494—1993年的世界政治中的海权变化后，提出了世界领导者均是强大的海权国家这一基本命题。通过研究海权与历史长周期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世界领导者都是海上强国；世界领导者地位的变化与海权能力密切相关，因而世界领导者对海上霸权和海洋秩序有双重追求。海洋秩序是海上权力分配的产物。

直到15世纪以前，人们眼中的世界依然是几块孤立分布的陆地。15世纪西欧等国家的探险活动使得人类的视野由航海开始突破大洋的阻隔，并且利用航海技术的支持，通过海洋的便利，将世界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西方世界将其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推行到世界各地，逐步形成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安全秩序。虽然由西方航海带来的国际秩序经历了多次变化，但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始终是存在的，这个历史过程持续影响到今天。

在近代海洋具备全球影响力之前，从历史、人口、土地等资源的规模和商业、文化交流的深度来看，只有亚、欧、北非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联系和延续性的大陆体系。14世纪，欧洲围绕大陆城镇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贸易和交流网络。在欧亚大通道上穿梭的，不仅是商品和物质，还有更为广阔的人种、宗教、文化的迁移和影响。

大航海以前的亚欧大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核心区域：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以马六甲为核心的东南亚，以印度为核心的亚洲阿拉伯地区，以及以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为中心的欧洲，这些区域共同组成世界贸易和交流网络。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汉唐时期，迁往中国的各民族人数极多，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根据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境内的地理考察结果，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中国与中亚、印度之间的贸易通道被公认为是中国与中亚和欧洲的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的主要线路。这条被命名为丝绸之路的交流通道是中国在近代海洋社会形成之前，在国际交流中重要影响的证明。在陆地上形成影响力的同时，中国在近代世界体系形成之前的海上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就是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远洋航行。

到14、15世纪，航海领域的科学技术出现了巨大的革新。三桅、四桅、五桅结合三角帆船和横帆可以逆风航行，有铰链的尾舵取代了传统的掌舵桨，中国的指南针传去欧洲提升了航海线路的精准性，绘图法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完备的远洋航海图。技术革命和商业需求催生了寻求开放东方航路的海上探险运动，在这场前所未有的航海大冒险中，葡萄牙、西班牙成为首批推动力量。

地理大发现既是一部航海史，也是一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海洋强国的海上争霸史。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的支持下抵达西印度群岛，揭开了发现新大陆的序幕。接着1497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1519年麦哲伦探索经大西洋、太平洋而到达亚洲的路线，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人类历史由此开始借海洋为通道进行重组，初期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接着伴随法令的颁布、条约的签订构筑起以霸权控制和划分海洋势力范围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海洋秩序。

新航路的开辟使西方文明扩展至全世界，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也开始出现。欧洲这个时期的国土扩张及快速发展奠定了其超过亚洲繁荣的基础。新航路的发现对世界各大洲在数百年后的发展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先成为海上竞争的对手。1479年9月葡萄牙国王签订了《阿尔卡苏瓦什条约》，开创了殖民帝国瓜分世界的先河。在海外领地和势力范围问题上纠缠不清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最终于1494年在托尔德西利亚正式签订了瓜分世界的条约——《托尔德西利亚条约》。按照该条约规定，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佛得角群岛往西370里格⁽¹⁾处，从北极到南极重新画出一条子午线，将欧洲以外的世界一分为二，该线以西归属西班牙王国，以东归属葡萄牙王国。(www.xing528.com)

16世纪后期，英国通过宗教改革激发了民族活力，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与西班牙发生利益冲突。1588年，西班牙派遣“无敌舰队”气势汹汹打上门去，妄图依靠强大的海军力量将英国扼杀于摇篮之中。英国海军以弱胜强，打败西班牙，第一次以欧洲强国地位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此后两国为争夺海上主导权反复较量，双方元气大伤。荷兰乘机崛起，成为海上霸主，垄断了全球贸易的一半。1651年，英国的《航海条例》规定进入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商船或货物产地商船运输，以后英国多次修改并颁布航海条例，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世界海洋霸主^［5］。

进入19世纪，美国海上力量迅速成长，开始向太平洋扩展。1853年美国舰队抵达日本，1898年美国通过发动与西班牙的战争，将菲律宾群岛等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英、日、法、意等五国在华盛顿达成海军军备协议，象征着英国海上势力由此结束，美国取得与英国对等的制海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彻底取代英国成为海上霸主。

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主要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力量格局形成的。传统殖民时代的争霸、战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临许多变化。战后民族国家的独立极大地冲击了殖民时代的海上秩序。零和博弈与竞争不再是海上秩序的核心，新的海洋秩序给世界带来了很多变化和挑战。

17世纪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提出“海洋自由论”，该“自由论”因符合新兴资本主义的利益，有利于海洋强国将遍布世界的殖民地财富掠夺运送回国而被广泛接受，逐步演变成国际海洋法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公海自由。18世纪以来海洋强国之间力量此消彼长，他们分割世界海洋势力范围，掌控世界主要海上航行通道，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海洋法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为推动新的海洋法规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从1958年开始到1982年历经几十年的谈判，国际海洋法公约生效，殖民时代以来的以海洋强国为基础构建的传统海洋秩序正在被全新的当代海洋秩序所替代。

21世纪既是海洋的世纪，也是大变局来临的世纪。在国际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海洋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国际海洋秩序正在由美国主导、盟国参与的霸权格局向多强格局转变，由传统力量塑造向规则和力量共同作用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重新审视对海洋的认识，改变传统海洋安全的思维是极为必要的。

在现代航海与通信技术的推动下，海洋不再是屏障，而是四通八达的通道；不再是单纯地理空间而是权力消长的场域。在现代国家力量的作用下，海洋不仅是权力的场所，也是实力和规则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我们把观察中国航海以及随后的海洋秩序的历史过程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和维度下，更有助于厘清今天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底色。

(1)　一种长度单位，是陆地及海洋的古老的测量单位，1里格约为3.18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