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家先声夺人，新学堂异军突起

随着张謇⁽¹⁾、郑观应等实业家的发声，航海技术教育被更多人关注，此时虽没有开设专门学校的条件，但航海技术教育已在新创办的西式学堂中进行试水。

洋务派首先发声，指出了问题的端倪所在。19世纪60—70年代，我国招商局轮船只有三万吨，船长、轮机长均为洋人，洋务派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没有专业学堂培养航海人才。1873年《轮船招商章程》中提到，对航海方位、风向等不熟悉者不能胜任船长，对船上机械不熟悉者不能管理轮机。当时，精通这些技能的华人不多，所以在招商局开办之初，向洋行雇佣洋人船长、船员等数人，等到华人技术人才培养起来后，招商局也已积累了一定资本，就可以雇佣华人进行驾驶。清末一些官僚和学者也纷纷上奏清政府，希望兴办航海教育学校来培养航海人才^［3］。

清末实业家张謇（见图7-1）是高等航海教育的早期倡导者之一。甲午战争战败之初，张謇就认识到人才对立国自强的重要性，他认为“父教育而母实业”，也是因为这种观念，张謇创办和协办了370多所各类学校，这些学校分布在乡村或城市，学段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均有涵盖。1903年5月，张謇应日本驻江宁（今南京）领事天野恭太郎的邀请第一次参加了日本大阪举办的“劝业博览会”，张謇视此为考察日本和研究博览会的好机会，欣然前往。大阪劝业博览会有6万多平方米，其中馆舍面积有1万多平方米，分为工业、农业、矿冶、染织、教育、美术工艺等10多个门类，每一个门类又分为8个馆，展品达22万多件，其场面之大，参观者之多，前所未见。他参观了通运馆、水产馆，“舟车法度咸备。最精者，环球航路之标本，内国山海之模型，台湾模型极精审”，思想意识为之一新。可也令他惊诧的是“乃并我福建诸海口绘入，其志以黄色，亦与台湾同”，这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曾引起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的愤怒抗议，而一些清廷的王孙贵族以至官员却视而不见，张謇对此极为不满。从日本考察回来后，张謇结合其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深感中国的渔业发展、航政建设、渔界海权之重要。他明确提出，渔业和航政的范围到哪里，国家的领海主权就到哪里。假如只有海，而没有渔业航政，试问主权从何表现？我国政府应努力挽回已失的权利并大力发展沿海渔航业。他还指出，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界皆然，中国向无渔政，形势涣散。洋面海船所到地段，散见于《海国图志》等书，已不及英国海军图册记载之详。至于海权之说，士大夫多不能究言其故，际此海禁大开，五洲交会，各国日以扩张海权为事。若不及早自图，必致海界因含忍而被侵；海权因退让而日蹙。滨海数千里外即为公共洋面，一旦有事，人得纵横自如，我转堂澳自囿，利害相形，关系极大^［4］。就这样，张謇在探索实业救国之路中，也逐渐把目标投向广袤的大海，并提出进行航海教育，开发蓝色国土，对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图7-1　张謇

有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称谓的郑观应也是航海教育的大力提倡者。郑观应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5］。在其著作《盛世危言》⁽²⁾一书中，他提到，想要克敌，首先需要掌握他们成功的法门，其次需要进行变通，这样才是制胜之道。作为实业家，他提倡进行专门的技能学习，呼吁不要顽固守旧，不要将西方思想通通视为“异学”，从而受制于人。对于航海学习，他认为必须要娴熟掌握地理、测量、驾驶等，这样才能知晓行船的方向，通晓水文，善于躲避海上的风暴和礁石。

他指出中国的海关、制造、矿物、轮船、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初创时期因为华人没有相关经验，不得不聘用洋人。而外轮无论是船长、大副还是其他船员都聘用本国人。日本引进西学后设立了各式学堂，东洋邮船会社的轮船已发展到六十五万吨的规模，而且驾驶人员都是日本人。中国还没有商轮驾驶学堂，但对外国轮船来往于各关口通商已经放开，相关人才紧缺，如果不设立驾驶学堂，所有的国内外船舶都聘用洋人不是长久之计，因此急需要模仿国外开办商船驾驶学堂来培养高级航海人才，选择中学毕业并且精通英语的少年入校学习，毕业后派往招商局轮船同外籍船长实地学习，对学成后能承担船长一职的毕业生给予奖励。

凭着自己对西式教育的了解，他推崇德国的教育方式，认为我国驾驶与轮机人员的培养需要效仿德国的教育模式，多设立大大小小的学堂来开化人民、培育人才。他将“泰安”号兵船改造为实习船，先招收一些学生来学习驾驶等技术，并专门在《泰西练船学生应学驾驶诸法》一文中翻译了西方的航海教育课程，列出了30门航海教育必修课，除数理等基础课程外，还有航海驾驶课程、天文课程、水文课程等，建立了我国高等航海教育课程体系的雏形。

此时，社会各界对高等航海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的认知，一些教育杂志等也刊登文章介绍国外航海学校的情况，清政府甚至派官员考察了日本的高等航海教育机构。这一切都为高等航海教育的出现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19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西学的新式学堂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开设起来，此时虽然没有专门的商船学堂，但已有部分学堂设有航海技术相关课程，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轮船招商局练船等。(www.xing528.com)

京师同文馆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由洋务派领袖奕和文祥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奏请开办，并于1862年8月24号正式开办，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6］。课程开始时只设英文，后来增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1867年）又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学制初定为三年，1876年后，分五年、八年两种，学习外语译本的学生五年毕业，进修天文、化学、测地等学生需八年毕业。八年制又分前馆、后馆，后馆学有成效者升入前馆。无论学制五年还是八年，在制订的课程表中均需学习“航海测算”，具备一定的航海基础知识。学生学完后为“附生”，可以参加科举，并充任各衙门及海关“翻译官^［7］”。

上海广方言馆（见图7-2）成立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由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仿京师同文馆，奏设于上海，是上海建立的第一所外国语专科学校，校址初设于老城厢内旧学宫（今学院路四牌楼附近），冯桂芬⁽³⁾被委任广方言馆馆长。“广方言”意为推广方言，清政府认为京畿所用语言为官话，其他地方语言为方言，外语也不例外。上海广方言馆成立后培养出了第一代精通西文和西学的中国学生^［8］。1872年，30名14岁学童作为第一批中国官派留学生在陈兰彬⁽⁴⁾、容闳⁽⁵⁾的带领下赴美留学，中国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⁶⁾便是其中一员。广方言馆开设时，仅设英文一馆，后加设法文馆、算学馆^［9］，1891年增设天文馆，之后又设翻译馆、东文馆、铁船馆、工艺学堂等。招收14岁以下（后改15岁至20岁）“师禀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10］。定额40人，最多时达80人。入学后分上、下两班，先入下班，一年后择优升入上班，选定一门专业进行精修，其中便有航海、轮机等课程。对于这种学习方式，奕在1866年上奏增设天文算学馆的奏折中评论只是学习了皮毛，没有太大实用价值。

图7-2　上海广方言馆

与将航海教育作为一门科普课程了解的两座西文学堂不同，一些海军教育学堂对航海教育的学习更为深入，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都开设航海、轮机等专科。福建船政学堂由左宗棠⁽⁷⁾奏请创办，在船政大臣沈葆祯的主持下于1866年在福州成立，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也是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的发源地，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1867年搬迁至马尾改名为船政学堂（见图7-3）。

图7-3　福建船政学堂

船政学堂分为前后学堂，前学堂为制造学堂，学习造船，又称“法语学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设计人才，主设有造船专业。后学堂为驾驶学堂，学习航海，亦称“英语学堂”，旨在培养海上航行驾驶人员和海军船长，主要专业为驾驶专业，后增设了轮机专业^［11］。除了理论学习外，船政学堂也十分注重实践教学，安排学生上船实习，1877年派出留学生赴英、法等国学习。

在船政学堂四十多年的办学中，驾驶班毕业生共十九届241名，管轮班毕业生共十四届210名，为海军培养了一大批驾驶、轮机人才，邓世昌⁽⁸⁾、严复⁽⁹⁾、萨镇冰、詹天佑等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位列其中，对我国航海教育和海军教育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除学堂外，轮船招商局作为最早的民族航运企业也非常关注高级船员的培养，早期创办航海实习教育机构练船（实习船）来进行理论和实践学习，培养高级船员。练船上的教学活动虽有良好的效果，但成本高昂，无法推广，却也为后期专门学校的开设提供了一定的借鉴。至此，各类航海科普教育、职业培训、海军航海教育等探索为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创办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