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员为民族独立奋斗

近代以来，我国的引水权基本上控制在洋人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引水权的收回出现了新局面，但当时沿海各港普遍缺乏中国引水人，引水职务实际上由外籍引水人把持。1943年1月，英、美、法、荷等同盟国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签订新约，废止了一百多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其中也包括以前侵犯我国航权的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忙于打内战，对我国长江口铜沙航道的引水权仍为洋人霸占熟视无睹。1947年，马家骏（见图6-7）牵头，会同金月石、秦铮为、李云衡、翁纪清、滕士标等十位船长，组织上海铜沙区引水公会，经过合法斗争，收回了铜沙区的引水权。同年10月，马家骏以中国引水员的身份，首次引领中国油轮公司的万吨级“永洪”号油轮出海前往伊朗，轰动一时，当时上海各报都以显著的版面报道此事。1947年10月4日《大公报》报道：“永洪油轮开伊朗，由国人引水驶出，恢复了丧失47年的引水权。”《新民报》报道“国人引水第一声，永洪轮昨放铜沙，马家骏船长首开纪录”。

图6-7　马家骏船长^［14］

自马家骏船长首开纪录恢复长江口引水权后，中国引水员的业务素质逐渐得到各个轮船公司的认可。1948年，上海航政局与海关经过协商和沟通，引导中外两家引水公会合并，取名为上海铜沙引水公会，划归上海航政局管理。同时规定今后不再增添外籍引水员，外籍引水员退休后，由中国引水员递补。至此，中国丧失了100多年的引水权开始逐步收回。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遭遇的第一场最残酷、最艰苦的战争。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并发动了绞杀战，妄图从物资上扼杀中国人民志愿军。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为新中国运输“禁运”物资长达三年之久，其间霍英东船队的主力之一“黑猫”号数百次出海，运输“禁运”物资数万吨，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大量支持^［15］。

1952年11月20日，“黑猫”号如往常一样载满货物从香港出发，准备前往前线运输物资。因为已经走了很多遍，所以检查人员只是对“黑猫”号进行了一次例行检查，根本没有注意到异样。即便如此，霍英东还是提醒海员们要小心地对待这一次的出行，并且还对这条船的船员下达了指令，一旦他的指挥船亮起红色的信号，便代表此时的船必须立马停下，不得前行。

大约凌晨三点，霍英东的船队开始起航出发，因为之前很多次都是这个点出发，而且这个时候英国的水兵和水警应该都去睡觉了，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黑猫”号便大胆地向外行驶了。“黑猫”号刚刚驶出鲤鱼门，水警和工商署的官船便出现了，径直朝“黑猫”号驶来，并且要求“黑猫”号停靠。海员们见到了水警的到来，没有停船，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公海驶去，这一举动无疑引发了水警船队的敌视，他们迅速地朝“黑猫”号射击。为了躲避水警的围堵，“黑猫”号不得不迅速行驶，但因为水警的船数量比较多，“黑猫”号被拦下来，并和水警船发生了碰撞，这几乎让“黑猫”号散架。

其实当时霍英东已经向“黑猫”号下达了停船的命令，他用指挥船的信号灯发射了红色的信号，可“黑猫”号的海员却未执行指令。因为如果这艘船被拦，会使霍英东损失大量物资，所以“黑猫”号并没有停船，反而迅速地驶向公海。

“黑猫”号因碰撞而沉没后，有8名落水海员被水警救起，两名海员不幸溺水身亡，随后他们被带到了警署进行审讯。

“黑猫”号被控诉恶意袭击水警轮，港英当局水警欲借此给“黑猫”号判罪，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以判到终身监禁。霍英东聘请了当时业界上非常有名的律师，经过多次的开庭以及律师的极力辩护，恶意袭击水轮的罪名终于被取消，只是被判罚款。

“黑猫”号事件使霍英东的运货之心越发坚定，在之后的运输过程中，他更加小心，将紧急物资继续源源不断地送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为中国人民打赢这场艰难的战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9年4月13日，招商局“中102”登陆艇载着国民党的特种部队伞兵三团2 500名官员及大批军事装备驶离上海黄浦码头前往福州。当船驶出吴淞口后，团长刘农畯召开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北上青岛。船长林祥虬率领“中102”艇全体船员，积极配合国民党伞兵三团举义旗，成功抵达解放区。“中102”登陆艇的成功起义，为此后招商局一系列海轮起义起到了促进作用^［16］。

1949年9月19日下午6时，“海辽”轮未拉汽笛就悄悄启航。晚9时，方枕流将全体船员集中，宣布“海辽”轮起义，开赴解放区。他们事先控制了少数反动分子，接着，方枕流和马骏等一起返回船长室，认真研究行动方案。首先，给国民党船务总局发电报，谎称“海辽”轮主轮机的汽缸受损，维修人员正在想办法，以此争取拖延1到3天时间。其次，尽量隐藏“海辽”轮的踪迹，让“海辽”轮先往南航行，穿过菲律宾的巴林塘海峡，然后掉头北上，绕过台湾东面，最后经由琉球群岛的北端驶进渤海湾^［17］。

船长方枕流和起义核心领导小组把全体船员紧急动员起来，连夜涂掉船身所有能被辨认出来的标识，并进行伪装，装扮成英国莫勒轮船公司的“玛丽·莫勒”号。“海辽”轮按选好的航线，加速驶向菲律宾北面的巴林塘海峡。新任大副席凤仪率领船员涂掉船上“海辽”字样，改装了船形，不再与任何电台联系，实行灯火管制。

图6-8　“海辽”轮起义^［17］

1949年9月22日，“海辽”轮在菲律宾北面的巴林塘海峡遭遇海盗。23日，又改成悬挂巴拿马旗的“安东尼亚”号，以避免敌人飞机的侦察和轰炸。27日傍晚，“海辽”轮终于驶过朝鲜海峡，来到渤海湾。28日晨，一艘漆有“安东尼亚”号标志的海轮突然出现在大连湾，经过8天9夜的航程，伪装的“海辽”轮抵达大连港，起义成功。图6-8为“海运”轮起义成功并在船上悬挂五星红旗。

1949年10月1日，“海辽”轮成为新中国第一艘挂起五星红旗的海轮。同年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打电报给方枕流船长和全体海员，表示祝贺和嘉勉。10月26日，上海海员工会也给“海辽”轮发来了贺电，根据大连旅大区党委指示，大连轮船公司为“海辽”轮的船长方枕流（见图6-9）记特等功，为报务主任马骏和大副席凤仪记一等功，二副鱼瑞麟及其他海员也都分别被记了功。

图6-9　“海辽”轮船长方枕流^［18］

解放军百万雄师过长江占领南京后，国民党眼见大势已去，便慌忙把国民政府由陆路撤往广州，溃败的蒋介石军队从海上撤往台湾。他们牢牢控制着海上交通的命脉——全国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命其在台北成立总管理处，迅速把全部海轮劫往台湾，以维持其东南沿海的军运以及海外的航运。此前，美国驻沪领事馆曾照会招商局：“中国向美国航委会购买之船舶，因船价未清，10艘自由轮和6艘N3型轮，在沪者立即离沪。不在沪者，亦应停止来沪，以策安全。”在国民党及美国的胁迫下，到1949年5月中旬，招商局约有80艘海轮（计22万总吨）被劫往台湾，其中“海玄”轮等10艘自由轮大都调往海外航线，承担国际货运。这10艘万吨自由轮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远洋货轮，招商局1947年购入时，对其命名还有一番讲究，是按照我国传统蒙学读本《千字文》的前三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辰宿列张”12个字中的10个字取名的，因“洪”“荒”两个字含贬义，不吉利，故删去不用。例如“海天”轮当然是“天”字第一号，委派当时中国航海界资格最老、声望弥高的航海家滕士标担任船长，他的儿子滕兆仁时任“海玄”轮业务主任，是“海玄”轮起义的发起人之一。

1949年末，新中国宣告成立已两月，中国大陆除西藏外，都飘扬着五星红旗。但此时，远在欧洲地中海航行的一艘万吨自由轮“海玄”号，它的船尾仍挂着中华民国的旗帜。然而，大多数海员私下里，却暗藏着去年10月从台湾出航，途经香港靠泊时，在街头报摊买来的《文汇报》《大公报》。两报登载五星红旗的图案和新中国开国大典以及上海形势安定等报道，同时他们也从香港招商分局内部得知“海辽”轮起义已平安回到大陆，香港招商分局正在酝酿起义等信息。(www.xing528.com)

1949年12月22日，“海玄”轮驶离西班牙卡塔港，满载工业用盐驶往日本。时任船长薛邦祥家住台湾，受台北招商局总管理处调遣。该轮于1949年12月30日穿过地中海到达埃及塞得港，加燃油后再向东续航。

1950年1月6日，海员从塞得港电台新闻广播中听到英国政府已正式承认新中国的消息，他们群情振奋，初步形成了轮机长陈荣生、业务主任滕兆仁、报务员金振邦和三副陆继书等主张起义的核心组，商量着如何带动海员走“海辽”轮的道路。经过反复讨论，掂量成败得失，他们觉得起义的困难甚多：首先是航线太长，航速又慢，燃料不足；其次是船上淡水和伙食不足，要维持全船60口人20多天伙食是个大问题；更值得深思的是船舶将会遭到国民党海军、空军的监控和拦截，还有美国军舰、飞机的侦察，这样很难通过辽阔的南海。万一失事，一切愿望都落空。更重要的是，起义大事如果没有船长主持和支持将难以成功。于是核心组代表与薛船长协商，无果。

1950年1月19日深夜，报务员金振邦忽然收到香港招商分局发来的电报，通知“海玄”轮驶抵新加坡，在港内锚泊待命。翌日，又接到台北招商局总管理处的来电：不许“海玄”轮与香港招商分局联系。“海玄”轮离新加坡只有一天航程了，选择已到了最后关头。后经全体海员公开投票，以绝对多数票决定驶抵新加坡，并由大副杨训仪代领船长职务。

为了能够在1950年1月24日进港前改挂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三副陆继书拿出保藏了两个多月的香港《文汇报》上的五星红旗图样，交舵工照图剪出五角星，然后连夜由女报务实习员滑秉慧精心缝制。两小时后，一面簇新的五星红旗就制成了。

1950年1月24日早晨，“海玄”轮船员列队在甲板上，齐唱《义勇军进行曲》，升起了五星红旗。“海玄”轮鸣笛驶进了新加坡港。同年2月15日下午，冒充“船长”的美国打手鲍尔逊，带领十多个由美国领事馆雇来的驾驶员、轮机员和印度水手、机匠等13人强行登上“海玄”轮，妄图劫船。海员们英勇反抗，最终赶走了鲍尔逊。1950年2月21日，美国驻新加坡总领事兰敦乘汽艇到“海玄”轮旁，声称美国1947年售给中国的40艘轮船，订有抵押合同，其中多艘轮船，包括“海玄”轮，尚未还清款项，奉美国国务院的指令特来讨还“海玄”轮。三副陆继书命令水手把悬梯绞起来，不许他们上船，并怒斥兰敦：“‘海玄’轮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财产！你再无理取闹，我们就报警！”兰敦见势不妙，赶忙令汽艇开走了。后兰敦向新加坡法院提出诉讼，妄图讨回“海玄”轮。后来，《南侨日报》发表社论，对兰敦的索船谬论予以严词驳斥，并延聘当地著名华侨律师许春风和印度律师马拉尔与兰敦进行法律周旋。

1950年2月23日，美国“拳师”号航空母舰和四艘驱逐舰忽然开进新加坡港，停泊在“海玄”轮附近，还派出小艇绕着“海玄”轮拍照，并在“海玄”轮周围游弋了两天两夜。许春风律师就美国舰队威胁“海玄”轮之事向新加坡辅政司交涉，请武装警察保护“海玄”轮。辅政司推托说：“奉上级命令不介入。”于是，洪丝丝、吴盛育、杨训仪经过郑重磋商，做出对策，爱国华侨和起义海员联合起来，以武力来保护“海玄”轮。若美舰动手，就一拼死战，并把“海玄”轮撞到避风塘，看英国政府如何收拾这个局面。陈嘉庚当天听了洪丝丝的汇报，也同意这个决策。紧急备战开始，大批华侨工人登上“海玄”轮，日夜值班。记者携相机准备抓拍美舰抢船实况。爱华社楼顶设观察哨，一旦发现“海玄”轮发出信号，装满华侨壮士的快艇便立即驰往“海玄”轮助战。“海玄”轮海员搜出一千多只啤酒瓶，搬到甲板的四周，准备当手榴弹用。9条水龙摆出来，准备用蒸汽喷射抢船的强盗。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引起英方的恐慌，于是英方授意新加坡高等法院宣布，受理美国政府对“海玄”轮船员的控诉，并向杨训仪、陆继书发出传票。

1950年2月25日，美国舰队撤离新加坡。我方律师要求新加坡法院立即撤销美方的上诉。同日《南侨日报》发表评论，指出新加坡高等法院无权受理此案。香港招商分局得知新加坡当局欲支持美方诉讼，立即对美国驻新加坡领事馆提出严重抗议，同时将“海玄”轮的处境电告上海招商总局。同年3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章伯钧郑重声明，在新加坡、中国香港以及各国的中国轮船，其产权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扣留、转移或干涉其行动。否则，该国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并将承担相应的后果。我国政府还通知英国政府驻北京代表办事处，敦促他们转告新加坡当局不得干涉“海玄”轮。1950年3月28日，新加坡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摩雷安斯莱开庭宣读判决书：“海玄”轮属英国政府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该轮海员有权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自己的轮船；美国不得在新加坡起诉，其一切起诉须立即撤销；美国政府负担一切诉讼费用。

“海玄”轮海员和爱国华侨共同战胜了狂风暴雨和怒涛骇浪，在中国航海史上谱写了惊险而壮丽的篇章。

1948年，张丕烈（见图6-10）由“海列”轮调任“海辰”轮当船长。1949年初，随着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眼看长江天险也难以阻挡，国民党政府强迫张丕烈驾驶“海辰”轮撤离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海辰”轮驶抵日本。“海辰”轮经常往返香港，张丕烈船长从香港招商分局送到船上的来信中，得知妻女又重新搬回招商局新村2号，女儿还去上海招商局领到他一个月的薪水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很有触动，深深地感受到人民政府对海员非常关心。同年7月，“海辰”轮与“海辽”轮在香港相遇，张丕烈得知方船长已接受中共地下党的指示，组织“海辽”轮起义。方船长向张丕烈和严敦烨宣传党的政策，分析形势，介绍了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胜利^［20］。

图6-10　张丕烈船长^［20］

1949年6月，张丕烈收听到上海招商总局副总经理黄慕宗的广播讲话，号召海外招商局的船舶脱离国民党，把船开到解放区。这在他内心激起了波澜，他要见机行事，把“海辰”轮开到大陆去。1949年10月初，报务主任严敦烨收到“海辽”轮起义胜利后的通电。张丕烈手拿这份电报读了又读，与严敦烨关在房间里议论，称赞方枕流真有胆量，并下决心走“海辽”轮的起义道路。

1950年3月14日，“海辰”轮卸完货物后从日本吴港开出，根据台北招商局的命令，应该向南开往高雄，但张丕烈船长改向西行，想把“海辰”轮直接开到青岛去，并用假船位报告台北招商局。船转向西北时，突然发现船尾有条黑影快速驶过来，临近一看，果然是艘国民党军舰。舰船接近后，渐渐减慢航速，对方打灯语询问“海辰”轮船名等。张丕烈马上命令改变航向向南，但此时已被国民党军舰怀疑，国民党军舰紧跟不舍，监视着“海辰”轮。在国民党军舰的监视下，“海辰”轮只得向高雄驶去。

“海辰”轮在1950年3月17日驶入高雄，大厨王荫生向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告密。同年3月22日，张丕烈、严敦烨、张事务长、理货员等七人被押到宪兵司令部。他们对张丕烈、严敦烨等人严刑拷打，但两人宁死不屈。不久，两人被押赴台北，投入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监狱。

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分局的13艘海轮起义，继而“海玄”轮在新加坡起义。同年4月1日，万吨油船“永灏”起义，投向新中国。

1950年5月30日，台北宪兵司令部军事法院以“准备发动叛乱”的罪名，宣判张丕烈和严敦烨无期徒刑。宗卷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改判为死刑，两人的上诉也被驳回。

1950年7月12日凌晨5时，国民党宪兵把张丕烈和严敦烨押上警车，向南开到淡水河新店溪北岸的马场町刑场。张丕烈被推到沙堆顶上时，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崇明人民的好儿子张丕烈，为了追求光明，为了新中国的海运事业，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