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典型航海组织探析

1920年12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并自任内政部长。香港海员中的积极分子林伟民、翟汉奇、邝达生、何盖民、苏兆征、冯永垣等人利用当时广东的有利形势，积极活动，组织工会。

1920年12月初，以中华海员慈善会名义召集各馆口代表开会，商讨组织工会。此次会议出席代表60多人，多数代表提议将中华海员慈善会改组为海员工会，但考虑到港英当局不准工人组织社团以及先前中华海员慈善会立案的曲折过程，决定不将慈善会改组为海员工会，而由到会代表发起直接组织工会。到会有60多人，他们代表陶义阁、义庆阁、和美阁、松庆阁、琼海阁、庆宋山房、乐雅山房等130多间行船馆签名作为发起人。会上，即席选出林伟民等17人作为筹备委员（都是慈善会的成员），决定由各行船馆暂借出20元作为经费，租房作为筹备处。最后，会议选举林伟民（乐雅山房代表）、罗贵生（广义和代表）、翟汉奇（致中和代表）、冯永垣（群义阁代表）、邝达生（义和阁代表）、陈炳生（满提高轮代表）、陈一擎（满提高轮代表）、谭华泽（叙义阁代表）、麦兴等人为常务筹备委员会。不久，即租得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37号3楼为筹备处办公地点，1920年12月，宣布成立海员工会筹备会。

筹备会成立后，开始积极动员海员加入工会。一些海员因受过大包工头或办馆恐吓，对加入工会持观望态度。为此，筹备会决定各筹备委员分头赴行船馆及各轮船，以谈心、讲故事、讲道理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海员作宣传鼓动工作。经过5个月的努力，征得会员2 000多人后，筹备委员会就成立海员工会并要求港英当局批准立案。但是，港英当局以未有批准成立工会的先例，不予同意。为了使海员的正当要求得到实现、工人权益得到保障，1921年初，香港海员又进一步酝酿成立工会。适值当时香港总督司徒拔是英国工党党员，政治上有改良倾向，允许海员工人成立工会。香港海员工人利用这一机会聘请律师延布律顿到伦敦备案，并向香港华民政务司申请注册并获批准。

1921年3月5日，海员工会筹备会召开干事会进行选举。当时，未采用代表大会制，而以干事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凡积极支持工会、吸收会员最多的船，可选出代表为工会干事），由干事会议再选出仅限于香港的委员。陈炳生被选为会长，蔡文修为副会长，翟汉奇为司理，罗贵生为司库，林伟民、邝达生为交际，冯永垣为调查，共计7名委员。委员和部分干事组成干事部负责常务工作。关于海员工会的名称，当时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仿照欧美国家海员工会的形式，按照不同的工种，分别成立工会，例如美国的海员按水手、伙夫、机工等分别组织工会。后来大家一致同意将工会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既表示海员工人的联合，又表示它是产业性的。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是中国海员工人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其成立是中国现代产业工人运动的崛起的先声，直接推动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航运竞争加剧。大小包工头盘剥有增无减，海员工资微薄，而物价不断上涨，香港1920年的物价为战前的两倍。香港海员还受到失业的威胁，失业者2万余人。香港海员长期遭受大小包工头的剥削，对包工头特别痛恨。当时，香港共有30多家轮船公司，大多采取包工制，只有昌兴公司历来是自行雇工，但要工人“联保”，即互相保证不私逃外国，如有逃跑者，联保人要被罚款，一般情况下海员们宁愿互相“联保”，也不要包工头的中间盘剥。海员们感到，慈善会虽然能够为海员办事，但毕竟不是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不能适应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纷纷要求成立一个能真正维护自己权益的工会。1920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广州重建军政府，乘坐的是昌兴公司的“俄国皇后”号。有感于海员对革命的贡献以及深受民族压迫和剥削，他在船上对海员做演讲，鼓励海员参加革命，组织工会，还亲笔题写“博爱”两字送给海员。1921年4月6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正式宣布成立。孙中山指示广州军政府相关部门为工会注册，并派议员王斧军为代表前来祝贺。

1925年，中国轮机员联合总会筹备组一度被军阀孙传芳所封，经交涉后，由虞洽卿作保启封。该会主要职责：为会员办理领证书、换执照、介绍工作、代表会员与资方交涉等，还编印出版《轮机月刊》。会员为船舶轮机长，大、二、三管轮，电机师及机匠。最多时有正式会员有2 700人，预备会员有800余人。理事长为陆良炳，会址设于上海成都北路117弄128号。(www.xing528.com)

1925年，中国驾驶员联合会在上海成立。1934年8月，该会与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合并，改为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会员为有航海经验的船舶驾驶员，负责人为张树声，会址设在上海外滩7号三楼。

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成立于1927年，以吴淞商船学校同学会为基础建立，会员主要为学校出身的驾驶员，发起人为金月石、黄慕宗、陈干青、郏鼎锡等人。该会对维护航权、争取本国驾驶员上船任职的权利及新中国成立前夕促进华北通航做出颇多努力，并出版不定期刊物《中国航业建设》《中国航权问题》，会址设于上海市黄浦路73号。1942年10月15日，由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牵头，金月石等在重庆召开“卫护中国航权大会”，发表了“收回我国航权建议书”。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和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于新中国成立前2个月合并为中国商船驾驶员公会，理事长为金月石，有会员800余人。

1948年11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通过了《匪区海上交通经济封锁处理截获匪资办法》，对解放区及其港口、海岸进行严密封锁。由于南北物资交流和贸易的渠道被切断，上海民族工商业濒于破产，工商界急切地盼望国民党政府取消禁令，实行南北自由物资交流。1949年1月1日，上海四个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组织的海外联营处，致电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说明通航华北的重要性，全国船联会派代表于1949年1月11日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准许国内航商前往华北各重要口岸，维护我国的航权。同年1月21日，驻在上海的中国商船驾驶员总会、中国轮机师总会、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淞汉区引水公会、中国船舶无线电员总会等5个高级船员团体举行紧急联席会议，通电蒋介石与毛泽东，电恳外国船舶“不得在本国两港埠间承运客货”，请准中国商船“行驶全国任何口岸，以维我航权的完整与一百数十万吨商船的生存”。翌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南京、上海一时和谈气氛高涨。5个高级船员团体建议上海航商派“维护航权”代表船1艘前往天津，电请国共双方切实加以保护。全国轮船业联合会决定组织统一配运机构，指定船舶行驶华北航线。1949年1月26日，全国船联会理事长杜月笙、沪会理事长魏文翰致电中共北平市长叶剑英并转毛泽东、周恩来，说明维护航权及恢复华北航运攸关民族利益与民生经济，并表示拟派代表赴北平谒陈通航办法。1949年1月28日，全国船联会与开滦矿务局经过协商，准备用30万袋面粉交换10万吨滦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同意“准予试办”。同年2月2日，5个高级船员团体发表《为促请完成华北通航宣言》，希望国民党政府“无条件地允许国轮通航华北，以示尊重国权高于一党利益的雅量”，希望中国共产党“于国轮到达之处，加以保护”。1949年2月7日，杜月笙、魏文翰致电中共中央，拟派“大上海”“唐山”两轮北上，以30万袋面粉交换10万吨煤，并称“愿以最大的热忱，恢复交通，以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保障整个民族利益”。

1949年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杜、魏，表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的发展，极为重要。对二轮北驰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并指出“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先生等不应置信”。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对通航的态度和立场，上海航业界、工商界闻讯极为兴奋。

1949年2月18日“大上海”轮抵秦皇岛，航业界代表于19日到达天津会见市长黄敬，20日抵北平。2月23日晚上7时，沉寂了数月的上海杨树浦开滦煤栈突然热闹起来，随着满载着原煤的“大上海”轮徐徐停靠码头，码头上顿时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全体工人热烈欢迎第一次从解放区运煤来沪的“大上海”轮及全体船员。“大上海”轮冲破了国民党政府设置的禁区，完成了国统区与解放区的首次商务通航，在中国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