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以前的航海图及其应用广泛性

航海图的产生与发展是和航海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航海事业的发展历史悠久，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航海活动被记载了。如《诗经·小雅》的“大东”篇有“舟人之子，熊罴（pí）是裘”的诗句，孔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西汉刘向⁽¹⁾的《说苑》⁽²⁾中记载：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意思是诸侯在海上游乐六个月还不返回，可见航行时间之长，航程之远。《史记》还记载了秦始皇时期徐福东渡的事件。

两汉、三国时期详细记载航海活动的文字逐渐变多。《汉书·地理志》详细记录了从徐闻、合浦到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的航行路线及日期，是现存史料中最早的远洋航线。《法显传》记载了法显本人于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冬天从印度乘船，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广州至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今山东崂山以南）的经历等。这是由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海上航线逐渐形成，人们也积累了一定的海洋地理和航海活动的相关知识与经验，为航海图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另据史料记载，大概在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中国就有海图绘制，“舟所经岛洲苫屿百而为之图”，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和刘豫⁽³⁾献于金主完颜亶（dǎn）⁽⁴⁾的海道图等都是当时所绘的海图，南宋时也曾有“阅诸蕃图”之说，可惜这些海图早已流失。

元朝，海图应用较为普遍。“元军……入临安（今杭州），得其（指南宋）书及图，乃命以宋库藏及图籍、仪器由海道运燕京，其后，朱清、张瑁献海漕之策，所由海道，视履祥图书咫尺无异”⁽⁵⁾。由此可见，元朝时，航海图已广泛应用于航海。

1973年，湖南马王堆出土的3幅汉朝帛地图为我们探寻中国古代航海图和探究中国海陆关系提供了线索。这3幅帛地图的原图都没有名字，为了更方便地进行研究，专家们根据图中所绘主要内容进行了命名，其中与海相关的便是那幅最为有名的地形图（见图4-20）。

图4-20　地形图^［18］

地形图又称西汉初长沙国深平防区图，绘制时间约为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入葬之前。《地形图》是边长为96厘米的正方形，采用上南下北的方位，与现代地图刚好相反。图的主区描述的是汉初长沙国桂阳郡的中部地区，相当于今湖南深水（今潇水）中上游流域，邻区描述的是南越王赵佗割据的岭南地区。此图包含了现代地形图的4大基本要素，即水系、山脉、道路和居民点，运用闭合的山形线表示山脉的起落、走向以及山体轮廓范围，这种方法已经类似于近代正形投影的绘图法。

地形图主邻有别，详近略远。邻区几条进入珠江三角洲的江河及其入海口都画得很粗略，水道全无注记，只能大体看出珠江三角洲的基本面貌。珠江与长江、黄河不同，它没有统一的入海口，人们常常用“三江汇合，八口分流”来概括珠江入海口的特色。目前可辨认出的约有四五条河流汇入海湾，海岸线没有如实画成曲线，而是绘成一个简约的半月形。虽然此处没有地名标注，但从地理位置上我们仍能判断出那个“新月”无疑就是南海郡所依偎的中国南海了。

不论站在海洋文化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地图史的立场上，地形图上的海湾部分是长久以来被专家们忽视的地形图中最可宝贵的另一个“身份”——它是中国现存地图中最早的海域描述，堪称中国海图的“祖母”。

舆地图（见图4-21）原图是南宋时期的石刻地图，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绘出海上交通路线的航海图。不过后来刻有原图的石碑亡佚，现在只存有拓本，收藏在日本京都东福寺栗棘庵。

图4-21　舆地图^［19］(www.xing528.com)

（a）墨线图；（b）拓片图

舆地图是一幅包括宋代疆域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型地图和航海图。其地理范围东及日本，西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南涉印度及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北达蒙古高原，还包括宋朝疆域内的政区名称，如东北部的女真、契丹、蒙兀、室韦，西北部的高昌、龟兹、乌孙、于阗（tián）、疏勒、焉耆（yān qí）、碎叶。东部及南部涉及海外诸国及南海上的一些岛屿，西南有印度、阇（dū）婆、三佛齐。

从海图的角度讲，此图最突出的特点是首次绘出了多条海上航线。在长江口方向，绘有一条沿海岸北上的阴刻水路，并以方框标注“过沙路”；另一条向东延伸到日本的阴刻水路，以方框标注“大洋路”；同时，在“东海”水域，还用方框标注出“海道舟舡路”。除了标注的海路外，在崇明岛和台湾一线，还以阴刻的白线描绘出几条海路。在现存古代地图中，它应为最早绘出海上交通路线的地图。

这幅地图的海上交通部分集中体现在东海一线。从“崇明砂”起，有一条海路通往“蛇山”岛（今崇明岛以东）；而后，海路又通向“毛人”岛；另有一条海路，向北直通“日本”岛。从方位上看，位于“日本”岛以南，琉球群岛以北的“毛人”岛应是九州岛。所以，此图主要海路描绘的是东海日本方向。而佛照禅师的师傅圆尔当年从中国返回日本，恰是在九州的福冈登陆。可以说，这是日本僧人渡海来中国的一条重要海路，也是中日海上的“茶叶之路”。

根据史料记载，广舆疆里图原图绘于“元至正庚子”（1360年），作者为元朝僧人清浚⁽⁶⁾，原图尺寸为“其方周尺仅二尺许”（约今44厘米），原图特色为“方格”，摹绘时间为景泰壬申（1452年）正月，摹绘者为严节。

广舆疆里图原图有南北九十余格，东西近九十格。以地图制作而言，东西称广，南北称轮。“疆里”即划分整理，所以，此图为疆域区划图。图中标注了600多个中国与东亚诸国的地名，如图4-22所示^［18］。

图4-22　广舆疆里图⁽⁷⁾

广舆疆里图不仅是一幅完整的元代中国大陆与海疆地图，同时，它还是一幅航海图，许多航海信息在图中有所显现。其一，在图右方东部杭州湾的位置上，绘出了两条通向山东半岛东边的成三角和天津的航线与航向，似可看作元廷海道漕运的印记，明代的新河海运图在此位置上即有“元运故道”的标注。广舆疆里图没有像宋代海图那样标注通往日本的航线，它从侧面印证了元两次远征日本失败之后，终断了这条海上贸易航线。其二，在图左下方孟加拉湾东部“江头城（今缅甸北部八莫）”的位置上，标注有“此路使西域天竺各国”，显示出13世纪蒙古西侵割断了中国和阿拉伯经印度的陆路贸易之后，对西域的贸易从陆路移到海上的实情。其三，在图右下方泉州位置上，标注了更详细的“下西洋”航线“自泉州风帆，六十日至爪哇，百二十八日至马八儿，二百余日至忽鲁没思”。这里的“爪哇”即现在的印尼，“马八儿”即现在的印度半岛西南马拉巴尔海岸。印度半岛南部区域在宋朝就与中国交往，元朝再次成为沟通东西方海上贸易的要道。此航线的终点是“忽鲁没思”，即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带。这一航线的标示不仅佐证了泉州是元朝对外贸易大港的地位，或可看作是郑和下西洋航线图的一个伏笔。

但此图并非清浚地图的原样复制，此图没有原图的“画方”，图上的“北京”“南京”和“宁波”等地名，更是明代的产物。严节在跋中亦说明了“若海岛沙漠，道里辽绝，莫可稽考者，略叙其概焉”，所以，不知道摹绘者删略了原图多少海外描绘。此为无法补救的遗憾，但仍不失其重要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