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南针——海上导航的里程碑

指南针虽然是从堪舆术中孕育中来的，但其重要价值在宋朝用于航海后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宋以前的航海一般是凭天象、天体识别方向，夜以星辰指路，日倚太阳辨向。至北宋时期，航海技术开始有了重大突破，已能利用指南针指引航向。指南针在南宋时期发展成罗盘形式后，随着其精确度不断提高，应用越来越广泛。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指南针指示方向，同时也促进了中外海上交通的发展。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对世界文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关于中国利用指南针进行海上导航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朱彧所著的《萍洲可谈》。《萍洲可谈》是朱彧根据其父亲的见闻所著，保存了很有价值的中外交通资料，包括当时广州航海业兴旺的盛况，其中记载了中国海船在海上使用指南针的情形：“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

宋时所用多为水针，在徐兢于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高丽回来后撰成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明确地提到“浮针”：“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入夜举火，八舟皆应。”南宋的朱继芳⁽²⁴⁾曾作《航海》⁽²⁵⁾诗，其中有“沉石寻孤屿，浮针辨四维”。这些都说明当时航海用的指南针是水浮针。

随着指南针在航行实践中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其很快就成为航海者不可缺少的主要导航手段。担任过福建市舶提举的南宋地理学家赵汝适⁽²⁶⁾的《诸蕃志》⁽²⁷⁾论述了海南岛的形势时说：“东则千里长沙，万里石床，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²⁸⁾过了半个世纪，南宋吴自牧⁽²⁹⁾在《梦粱录》⁽³⁰⁾中说：“自入海门，便是海洋，茫无畔岸，其势诚险，盖神龙怪蜃之所宅。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伙长（即船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盖一舟人命所系也。愚屡见大商贾人言此甚详悉。但海洋近山礁则水浅，撞礁必坏船，全凭南针，或有少差，即葬鱼腹。”

吴自牧所说的“毫厘之差”中的毫厘应是指罗盘上的指向分度，由此可知其中提到的“针盘”已不是指南单针而是罗盘了。即“针盘”是早期罗盘的一种形式，由水浮针（见图3-13）与圆形方位盘结合而成。方位盘上，依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将整个圆周分为十二等分；在十二地支之间再等而分之，填以天干八字（甲、乙、丙、丁、庚、辛、壬、癸，戊、己二字表示中心位置）和八卦四字（乾、艮、巽、坤），构成每字相差15°的二十四方位罗盘图（见图3-14）^［5］。后来为提高精度，又以每两字间夹缝为一方位，构成每向差7°30′的四十八方位罗盘图。在使用时先以子、午定北、南，再观航向与其方位字的关系，如正好吻合，则为“丹针”，称“某针”或“丹某针”；如航向在某二方位字之间，则为“缝针”，称“某某针”。《诸蕃志》中的“阇（shé）婆国”（大约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或苏门答腊岛）条上也说，从泉州开船，航向为“丙己方”（165°），借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航行，一月可到阇婆国。

图3-13　北宋水浮针(www.xing528.com)

图3-14　24方位罗盘

到了元朝，指南针的应用更为普遍，成为海船必备的航海工具。正如元时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³¹⁾在《岛夷志略》⁽³²⁾所说，“观夫海洋泛无涯矣……孰得而明之？……故子午针人之命脉所系”“针迷舵失，人造孰存？”

在两地之间航行时会有多次转向，每一次转换的航向叫作“针位”，全航线中所转换的针位一个个衔接起来就叫作“针路”。现存最早记有罗经针位的著作是元朝周达观⁽³³⁾（约1266—1346年）的《真腊风土记》⁽³⁴⁾。书中提到他出使真腊（今柬埔寨境内）时“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航向202°30′），历闽广海外诸洲港……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航向232°30′），过昆仑洋入港”。此外，元明时期的《海道经》⁽³⁵⁾也有关于罗盘针路的记载：“北洋绿水，好风一日一夜，依针正北（子针）望，便是显神山……自转了角咀，未过长滩，依针正北（子针）行使。”随着针盘的广泛应用与经验积累，元朝海员已充分掌握了这种针位航路，从此改变了单体指南针在航海活动中的辅助地位。根据针经确定航线是元朝在航海技术方面的一项重要成就，这种相对稳定的针路的出现表明人们依据针盘导航的可靠性，对海上航路的安全性、捷便性和规律性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针路的出现也为此后绘制更加简明科学的航海图提供了可靠依据。元朝的水浮罗盘如图3-15所示。

图3-15　元朝水浮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