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时间里，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又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连同马克思后来写的一些笔记，合称《布鲁塞尔笔记》）。其间，马克思写作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文（生前并未发表，保留下来的文稿也有残缺）。马克思对李斯特歪曲“国民经济学”的一系列做法都给予了批判，从而表现了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明显的肯定态度。此外，马克思还明确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或者仅仅是这种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16]毫无疑问，这是他把已经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自觉地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理论评价的重要表现。
1845年9月至1846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所具有的重大意义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确立使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从而取得了快速的进步。同时，《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标志着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及其价值论的明显的肯定。关于商品价值的观点，马克思明确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17]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成本”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劳动，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此展开论述，但在理论观点上，马克思毕竟在实际上开始承认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形成商品价值的看法。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获得了快速进展，这种飞速的进展首先表现在马克思于1847年7月出版的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系列正确看法的形成，包括他对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接近正确的看法，正是从这部著作开始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将经济学家划分为“宿命论学派”（包括古典派和浪漫派）、“人道学派”“博爱学派”等，并且对李嘉图的理论，特别是他的价值理论进行了大体正确的评价。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所谓“构成价值”理论时明确指出：“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么骤然看来好像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正确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18]马克思同意李嘉图对斯密二元价值论的批评（斯密时而认为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时而认为“劳动价值”是价值的尺度），指出“像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19]马克思还讨论了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时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及商品价值变化的一般趋势问题。他认为，“任何一种新发明，只要能在一小时内生产出过去两小时才生产的东西，都会使市场上所有这一类的产品跌价……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因而也就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的规律。不仅如此，跌价的不仅是运到市场上去的商品，而且连生产工具以及整个企业也都在内”。[20]可以看出，马克思几乎已经揭示出了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并且正确地认识到商品价值的形成并不只是生产过程的事情，而是由“竞争实现的”。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说明“必要劳动时间”时说：“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由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马克思解释说：“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显然，这一看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它与后来马克思进一步表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还有一定的距离。(www.xing528.com)
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880年这部著作再版时马克思说：“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虽然这只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确实已论及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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