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观察法与外在观察法的比较研究

自18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从抽象的范畴和理论概念出发，试图建立各种理论体系。但是，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他们在理论上最终都是不成功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辩证法，以至于无法理解通过“内在观察法”所得到的范畴与通过“外在观察法”所得到的现象或表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们总是试图将它们直接等同起来，结果造成了一系列理论矛盾，最终导致了理论体系的瓦解。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中做了详尽的分析与评论。

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中，亚当·斯密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在斯密的著作中，同时存在着“内在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人眼中所表现的那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25]斯密著作中存在的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方法”一直被他的后继者们所继承。

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代表大卫·李嘉图，是第一个自觉地试图将内在观察法贯彻到底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力图将所有的经济范畴立于“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抽象的规定，并以此为出发点去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经济联系及其对立的根源。因此，“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26]但是，“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对此，马克思通过考察李嘉图的所有具体理论上存在的缺陷与矛盾进行了论证与说明。概括起来说，李嘉图虽然有意识地坚持了“内在观察法”，但是，由于他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只有通过范畴的不断转化、通过一系列理论上的“中介环节”，才可能正确揭示通过内在观察法得到的抽象规律与通过外在观察法得到的现象或表象之间的辩证联系及其区别。一定意义上来说，李嘉图同样没有最终摆脱存在于斯密理论中的内在观察法与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瓦解以及他的理论不断被庸俗化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

关于事物的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过：“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27]科学的任务正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然而，不能认为科学只与“本质”有关，而与“现象”无关。把“本质”与“现象”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不是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甚至容易导致唯心主义。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中，没有绝对脱离开现象的本质，这一点，早由德国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做过正确的阐述。^[28]因而，一切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不仅在于“揭示本质”，而且还必须“说明现象”。《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且全面地说明了各种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了直接反映这些现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是如何产生的。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根本的方法论的区别，仍然在于马克思经济学运用的是唯物辩证法，因而，它能够将“内在观察”与“外在观察”辩证地统一起来。而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继承了李嘉图体系解体之后的“庸俗经济学”的一贯方法论特点，即彻底摈弃了“内在外观察法”，完全满足于“外在观察法”，满足于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表面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根本上仍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

上述《资本论》中所运用和体现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与方法的丰富理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来说：(www.xing528.com)

第一，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毫无疑问，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全面贯彻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这就必须坚持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高度出发，坚持社会有机体的社会观，坚持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根本的方法论，坚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体系确立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同时坚持立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力的快速健康发展作为核心任务，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

第二，抽象和抽象法是一切科学的共同方法和要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科学运用抽象和抽象法，必须在贯彻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坚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实际出发；在继承、借鉴和改造已有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范畴的基础上，努力提出一系列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有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的经济学理论，进而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系统化的经济学说”。

第三，坚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作为“普照的光”，科学认识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的个别规律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

第四，科学认识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关系，大力加强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学范畴和理论的研究过程，努力克服跳过或忽视研究过程直接进入叙述过程的错误方法，努力克服用叙述方法代替研究方法的错误认识，从而避免理论和理论体系上的照搬照抄和教条主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和严谨的理论体系，而不是零散的理论认识的简单拼凑。

第五，在坚持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方法为指导的前提下，必须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方法论和方法，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和模仿。事实上，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许多重大差别，从而要求我们在方法论和方法上也必须进行创新，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