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意义

明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对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是从整个经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一定的研究目的的确立，是影响理论形态的首要因素。

例如，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经济学为了说明商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货币就是财富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如何通过保护主义政策尽可能多地实现贸易顺差的主张。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了说明产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并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了如何通过自由竞争实现国民财富增进的政策主张。马克思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及局限性，在发展和创新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全面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必然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和最终结论，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19世纪70—90年代，为了对抗和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了论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20世纪30年代，为了论证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生活进行宏观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凯恩斯创立了宏观经济学。斯大林为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理论。

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理论形态一方面是由客观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另一方面又是由一定的研究目的决定的。虽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声称在科学的意义上提出相关经济学理论，但事实上，经济学理论无不打上时代的、社会的和阶级的烙印，无不是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的现实需要服务的。当然，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他公开承认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服务的，而大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却总是愿意把自己打扮成像自然科学家一样的那种科学家，然而在事实上和本质上，他们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部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及其经济学理论都具有一定的伪善性，都具有一种科学的伪装。这就是马克思之所以把1830年之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事实上，自1890年以来，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属于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仍然是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理论辩护和政策服务的经济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庸俗经济学中完全没有任何科学的成分和可供借鉴的价值。当年马克思对于同样属于庸俗经济学家之列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曾经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过部分的肯定，对于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我们仍然需要像马克思那样，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借鉴。

除了认识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目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目的在本质上的差别之外，还必须认识属于同一个阶级性质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在具体的研究目的上的差别及其对理论形态的影响。就《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说，毫无疑问，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经济学。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当年的理论任务与我们现在的理论任务的历史性差别。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我们认为，必须进一步区分《资本论》作为一部著作的研究目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根本目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写作《资本论》，其根本目的就是揭示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从而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性并为工人革命提供理论基础。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呢？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什么呢？这是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的问题。(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并对社会存在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所谓社会意识形态，主要是指各种社会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法学理论、哲学理论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意识形态，其理论形态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客观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及其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服务。

如果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在研究目的上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显然，在揭示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本论》面临的任务又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具体来说，《资本论》的任务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服务。

另外，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考察的是发展到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但是在事实上马克思是把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理解为一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的。（现在看来，什么是成熟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否应该承认，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相比，仍然是不成熟的或者具有不成熟性。）事实上，晚年的恩格斯也检讨过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他对于革命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9]然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成熟的或发达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有可能表现得不是十分充分，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某些方面的规律性可能不是十分明显。从根本上来说，客观实践发展的成熟程度决定了理论本身的成熟程度。假如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能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像《资本论》那样，只是揭示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而是必须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基础之上，更加着眼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运动状况及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改革仍然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问题，进而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系统理论和建设性对策主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概括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建设性对策主张。必须把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体现出科学性、现实性与建设性的有机统一；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才能更好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