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论
自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以来,我国经济学界,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界掀起了一个讨论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问题的学术热潮,取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进展。[1]在如何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避免一些简单化的看法。例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经验和中央文件精神直接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理解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文件的系统解读;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如果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作为标准来衡量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或直接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和教材,那么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然处在进一步构建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而不是说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学努力的方向,而且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以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2]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其中一个十分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方面,就是必须认真研究《资本论》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意义和价值。更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必须坚持以《资本论》中所贯彻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而且必须体现出对于《资本论》的逻辑和具体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意义,理解为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www.xing528.com)
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多以《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以及《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设想为主要依据,同时受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深刻影响,而对《资本论》的理论、逻辑和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则体现得非常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充分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政策内容,虽然在理论内容上已大不同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但是,就目前已经出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著和教材等成果来看,一方面还存在着“苏联范式”的明显痕迹,另一方面仍然未能充分体现出对于《资本论》的理论、方法和逻辑的继承和发展。[3]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很不成熟的重要原因和表现。
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基础和指导,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观点并没有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而只是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性论述。从经济学理论的体系性和成熟性角度来看,毫无疑问,《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才是最具代表性的。因此,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既要坚持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更需要深入研究《资本论》对于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围绕《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下面讨论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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