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前景与未来发展

认识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现状和分析研究与教学上存在的主要缺陷，不是自杀式的自我否定，相反，是为了探索与寻求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与发展方向，使政治经济学获得新生。也只有正确估计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面临的形势与自身的地位与状况，实事求是地、准确地找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主要缺陷与问题，才能寻找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和发展方向。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前途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着悲观失望的看法与态度。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看法与态度是短视的，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并不全都是真正科学的理论。当西方经济学在中国越来越普及之后，终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它伪科学的一面。到那个时候，将会发生一种新的逆转，正像人们曾经对政治经济学的态度发生的转变那样。现在许多年轻学生之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趋之若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形式便于学生掌握和应对各种考试。另外，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也不可能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经济学。无论如何，西方主流经济学与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之间是存在根本矛盾与冲突的。

另外，我们还必须看到，近30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界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各种理论上的探索，力图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5]并且也取得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理论内容、体系结构和理论观点等各方面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已经突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创新与发展意识尤为强烈与突出，并进行了更积极的各种理论上的探索。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上，推出了具有一定新意的版本，如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6]、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新版《政治经济学教材》^[7]、卫兴华、张宇教授撰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8]、逄锦聚等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第四版^[9]、荣兆梓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新编教程》^[10]等。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通过突破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传统理解来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11]还有学者试图通过借鉴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重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构架。^[12]也有学者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的命题和任务，并试图通过引进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成果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13]另有一些学者希望通过数学化的方法使政治经济学“现代化”^[14]等等。所有这些理论上的探索正是最终实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变革的一种准备和前奏。因此，我们在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处在危机之中这一事实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的事实。虽然我们可以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自我危机意识，但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悲观绝望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当然，我们还必须进行更大胆的创新，使政治经济学重获新生。

撇开那些深层次的外部客观因素不说，仅就中国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与建设来看，如上所论，最根本的出路，就在于彻底摈弃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和不规范或缺乏规范的研究模式。

就克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是，必须恢复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的科学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方法。马克思自己说过，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这是马克思的一种谦逊，但是，也深刻地反映出马克思对于一切理论，包括自己的理论、真正科学的态度。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的态度与方法。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唯物主义要求我们研究一切问题必须从实际和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从现有的理论出发。马克思自己说过，辩证法是批判的，是革命的。在世界与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在面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巨大冲击与“围剿”的情势下，如果不能彻底摈弃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不能真正坚持一切从实际和实践出发的唯物主义原则，不能用辩证法的原则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如果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所有理论本身当成不再需要证明的绝对真理，那么，要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突变与新生几乎是不可能的。

历史的经验值得汲取。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形势，与当年以大卫·李嘉图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所面临的形势何其相似。当年大卫·李嘉图的那些弟子们，面对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等人的诘难，虽然出于维护大卫·李嘉图理论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但是，由于大卫·李嘉图理论本身存在着矛盾与缺陷，结果，在回答那些诘难的时候，大卫·李嘉图的理论被弟子们解释得面目全非。后来，由于发生了“边际革命”，资产阶级经济学才获得了“新生”。今天，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面对实践以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诘难时，难道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尴尬与局面吗？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吸取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这一重大经验与教训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来一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本身认识上的飞跃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来一场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上的革命吗？可以预言，如果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仍然抱着一种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心理与态度，要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涅槃”，要实现所谓创新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能根本就是一句空话。当然，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自我批判与反思，绝不等于毫无根据地随意地全盘否定，即便有个别这样的别有用心的企图，那也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内容本身，并不是由哪个理论家来判定的，它们存在于现实的历史发展之中。毫无疑问，一切科学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证明自身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尤其需要通过创新、发展甚至革命，才能得到坚持。不管口头上喊多少次、文字上强调多少次“坚持”，也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真的被坚持了，事实已经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就克服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来说，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真的需要向伟大的中国实践家们学习，需要向中国社会的发展本身学习，真正需要“直面”当代世界与中国实践，而不是被那些抽象的概念、范畴和教条所束缚。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急需回归科学的轨道，急需确立规范的研究范式，大力提倡尊重知识产权，突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研究套路，大力开展各种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深入展开各种属于“应用经济学”研究的那些课题的研究，自觉地将研究的触角更多地伸向实践，主动地伸向各种“应用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发展的关系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严重地滞后于应用经济学的快速发展，结果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日益自我孤立的现象。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学科，当政治经济学理论日益脱离应用经济学的发展和需要时，它自身存在与发展的空间自然也就日益萎缩了。在当代中国，应用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已经几乎不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子，这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被严重边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征。^[15]这种状况急需得到改变。

政治经济学回归科学的轨道，要求我们必须具有科学的精神与气质，必须把政治经济学当作科学来对待和要求；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健康发展与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者们都是“自觉的”“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意识形态就怀有一种天然的、神圣的敬意，并心甘情愿地充当了意识形态与政策的“传话筒”，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这样的态度以及无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相反，却被人民大众和广大学生在无声无息中抛弃。正像任何人只有自我尊重才能获得他人尊重一样，政治经济学如果不能保持科学上的独立性，也就不可能被社会所尊重和接受。从根本上来说，人民大众和广大学生需要的是科学和真理，而不是教条与教训。

回归科学，要求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而不是一再重复前人的理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即使是资本主义部分，也没有能够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在阐述理论的同时还提供大量的实证材料，而仅仅只是各种概念与范畴的堆砌。之所以如此，说到底，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像马克思当年那样，在大力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材料的同时，全面收集与研究现实的各种经济材料。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的经济运动本身，而不是各种经济学著作。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正像其他科学的研究一样，已有的所有理论和文献，都是研究客观对象的一种工具与借鉴而已。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把主要的精力更多地用来研究各种文献本身，而对现实中的各种客观问题的实证研究则显得过于薄弱。显然，这样的学术状况与新的客观形势是严重不相适应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文献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献进行一个数量上的比较，那么，可以明显地看出，前者主要在讨论各种抽象的理论问题，存在大量“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式的研究，而后者则主要在进行各种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缺乏对各种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着力研究，这恐怕是产生中国政治经济学缺乏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育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样的状况必须得到根本的改变。

回归实践，就要求政治经济学不能自绝于“应用经济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学科分工，理论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下的一级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又成为理论经济学下的二级学科，这样的学科分工与分类有其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身绝不能受制于学科本身的分工及其划分。虽然我们不赞成“经济学帝国主义”，但是，如果政治经济学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就固定在“生产关系”这样一个层面上，那么，除了把自己悬在了半空中，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本来，属于当前学科分类名称中的各种应用经济学都是从政治经济学中衍生和划分出去的，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却自愿放弃研究这些应用经济学所涉及的现实经济内容。显然，这不能怪罪那些应用经济学以及学科分类本身，而只能怪罪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过于狭隘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虽然政治经济学不必重复应用经济学，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政治经济学像现在这样，很少研究那些“应用经济”方面的问题，那么，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局面就不可能得到改变。事实表明，“应用经济”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城池”，政治经济学自觉放弃了对于“城池”的占领和保护，而任由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中驰骋，谁胜谁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因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大力开展“应用经济”研究。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育必须实现规范化，必须革除每篇讨论基本理论问题的文章都从解释经典作家的原著开始的旧习，强调尊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成果，在这些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新的“问题”。不仅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在撰写论文的时候必须做到这一点，而且中国政治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的培养也必须贯彻这一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走出“原地踏步”的怪圈。另外，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的研究与教学，必须清楚地描绘出全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从而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最近的基础”并廓清进一步发展的方向。^[16]

【注释】

[1]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已经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刘国光教授更多的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外部原因来看待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现象的。参见刘国光：《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2]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改革开放的最初提出和开启方面是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的，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步落后于实践的需要。真正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总结30多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的关系，是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途径。(www.xing528.com)

[3]必须指出，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围绕马克思经济学基本理论所展开的讨论或争论，一方面显示了理论研究的活跃与生气，但另一方面也是产生许多理论与思想混乱的直接原因之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界需要向“主流经济学家”们学习，即对于许多基本的原理性的理论，不再公开争论，而更多的是运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必须具有高度自觉的学科意识，加强内部团结与互相尊重，彻底摈弃相互攻讦式的所谓“商榷”。

[4]参见邱海平：《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逻辑起点》，《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

[5]参见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6]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蒋学模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卫兴华、张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9]逄锦聚等主编：《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10]荣兆梓主编：《政治经济学新编教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1]吴易风：《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2]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3]孟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张忠任：《数理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参见程恩富、王朝科：《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

[16]参见程恩富主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五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