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

产生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原因。大体说来，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转型、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西方经济学的竞争与泛滥等理解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客观原因，^[1]而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本身存在的缺陷或问题理解为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原因。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随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被淡化甚至被边缘化，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这是因为，其一，由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具有抽象性和批判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越来越与作为个体的学生具有距离感。对于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更多的只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没有给他们提供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具体工具和方法。对许多学生来说，政治经济学更像是政治或哲学，而不是经济学。其二，由于中国也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经济现象上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更加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正是发达国家经济实践与经验的总结，那么自然地，在许多人看来，我们中国人就更加需要学习与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原因，无论是高校教师还是学生，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政治经济学，而皈依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其三，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剧变，被许多人解读为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其科学性也自然受到人们的怀疑。其四，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泛滥，在主观和客观上起到了边缘化政治经济学的作用。其五，一些高校经济学学院或经济学系以及学术杂志，在主观上存在着一定的片面认识和有意排挤政治经济学的某些错误做法。

上述各种客观原因是导致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进一步加剧了自身被边缘化的格局。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存在着两大主要缺陷和问题。

第一，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在方法论上仍然受到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严重束缚，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

无论是从历史起源还是从现实需要来说，政治经济学都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并且具有历史性的学科。这样一种学科性质，要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紧跟历史与现实的发展，能够满足时代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凯恩斯的《通论》等等这些经济学的经典名著，无一不是因为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特征而被载入经济学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然而，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虽然在口头上、文字上广为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是，在研究与教学中，在整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上，却并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唯一科学的研究方法，仍然被教条主义所支配和束缚。

大量的事实表明，时代的发展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提供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新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历史的声音和客观要求仍然没有引起中国政治经济学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从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来看，中国学术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贡献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重大关头，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往往总是比实践的发展慢半拍，在关于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私营经济等问题上都是如此。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始终一贯地、充分地发挥出理论和政策上的指导作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远远赶不上实践的发展步伐。^[2]

随着世界形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由于被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所束缚，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所困惑。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来说，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叫“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些都始终是说不清楚和达不成共识的问题。例如，部分地否定了马克思的理论而又坚持了马克思的大多数理论，这是算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还是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呢？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而坚持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到底什么叫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呢？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否定或发展马克思的某个具体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否意味着必须坚持马克思的所有理论呢？等等。对于这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达成一个清晰的共识，许多人不仅在潜意识里，而且在实际上是持一种教条主义态度的，虽然从来没有人公然说不要创新与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但是对于究竟怎么样才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却缺乏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于是就形成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范围内的、自言自语式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所谓“理论争鸣”。^[3]另外，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来说，研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究竟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揭示客观的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也是一个看似清楚实则模糊、说起来清楚做起来不是那么回事的问题。

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产生，是有许多原因的。首先是缘于政治经济学家们在心理上存在着创新与发展的障碍。就心理层面来说，由于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不仅是一个理论学科，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而，学者们始终很难对学术问题与政治倾向问题做出明确的区分，这是妨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在理论上大胆创新与发展的深刻原因之一。例如，在如何认识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问题上，对于许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对于国有经济或国有企业的态度，不是源于对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系统的实证研究，而是从“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一理论命题中推论出来的。虽然从政治立场上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由于没有深入研究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从而对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也就不可能提供切实可行的理论研究成果。然而，就国家发展的需要来说，作为经济学家，仅仅在原则上支持坚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能令党和政府满意的。(www.xing528.com)

产生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教条主义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还缺乏应有的、足够的科学态度与认识。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虽然“发展与创新”的口号不绝于耳，但是，在实际上，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现实发展的关系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许多“盲点”，从而使许多理论与现实的巨大矛盾被搁置。例如，在关于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全部经济学理论表明，社会主义只能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前提。然而，中国并没有经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那么，为什么中国要搞社会主义？显然，“简单地照搬”或“直接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范式”，并不能从理论上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并不能科学地解释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31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这样一个理论上的重大“疑难问题”，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学界的”）却都没有很好地予以回答，甚至根本没有回答。正像马克思曾经批评过古典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说明一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一个理论的解释。要解决这一理论难题，唯一的出路在于重新科学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确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逻辑结构。^[4]

首先，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是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最大病因和障碍。不彻底解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就无法得到实际的贯彻与运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创新，也就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而也就无法“掌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也就必然被淡化和边缘化。

其次，由于受到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束缚，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另一个主要缺陷和弊端是，缺乏科学精神与不规范。“不规范”产生了“无发展”，而“无发展”又进一步加剧了“不规范”。

任何一门学科，只有把它作为科学来对待，并按科学规范来研究，才能不断取得进步与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这里说的“科学规范”，就是指必须严格按科学的精神来研究，必须充分尊重前人和他人的研究成果，必须遵从本学科的“发展轨迹”来设定自己的研究课题，从而使整个学科的发展具有明确的“发展线路”与“标志”。

就经济学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在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就确立了在中国教育与学术上的主流地位，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具有科学规范的形式是分不开的。相反，中国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规范或缺乏规范也是分不开的。撇开理论上的实质不说，西方经济学从古典学派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存在着一条明显的发展线路和轨迹，并具有一些明显的理论发展上的“路标”。之所以如此，与西方经济学家们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并注重科学研究的规范性是分不开的。发展到现在，无论是在西方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还是西方学者们撰写论文，提供一个“文献综述”都成为必不可少的部分与论文展开的前提。而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规范最明显的表现，是缺乏自觉的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拒绝承认乃至不尊重他人和前人的科学劳动，一切都从“引经据典”开始。这种研究上的失范，导致的结果是：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重复劳动与无效劳动，并使许多真正的重大问题被忽略了，进而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出现了几十年“有增长而发展不足”的严重后果。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个缺乏明确的发展线路与方向的学科，怎么可能不断吸引青年人加入其中呢？不能不说，长期以来存在的研究上的无规范和无序，是导致中国政治经济学后继乏人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思想和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明显的向上的直线，那么，中国学术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却缺乏一个清晰的发展轨迹和方向。因而，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后来人来说，当他面对一个有着明确的发展轨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另一个缺乏明确的发展线路的政治经济学时，他将会做出何种选择，结果也就不言而喻了。

毫无疑问，不彻底改变研究上的不规范或缺乏规范，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不可能取得应有的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