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们在包括经济学理论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和进步,但仍有一些过去一直存在的和现实中新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并给予有说服力的回答。诸如:中国为什么要实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为什么在发达国家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实行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要在生产力仍然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实行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在苏联都解体了,东欧国家都剧变了的条件下仍然要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这样一种发展道路是成功的?等等。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问题也是当前人们普遍感到困惑的问题。特别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与冲击下,在我国现实经济与社会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更是成为全民意识层面的问题,急需中国的经济学家予以回答。
然而,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却没有很好地回答,甚至根本没有从理论上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现有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依据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部生产关系的基础这样一个理论观点,社会主义部分基本上都是先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的建立,然后按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文件所论及的经济内容进行分述。不仅没有严谨的内在逻辑,而且上述最重要的问题被省略掉了。正像恩格斯曾经批评过古典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说明一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前提,却没有对它进行一个理论的解释。
人们之所以没有能够从正面回答上述重大理论问题,是因为存在着另一个理论上和逻辑上的漏洞与尴尬,即一方面运用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标准,用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什么只能实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不能实行高级阶段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却不能彻底贯彻同一个生产力标准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在解释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就从生产力标准这个理论大逃亡了,逃到哪儿去了呢?逃到近代史去了[4],或者根本就逃避了。(www.xing528.com)
这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现状。马克思说,理论只有彻底,才能掌握群众。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在逻辑上不彻底,自然也就失去了说服力或掌握力。
当然,这样的问题对于信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来说,本来就不是问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理论解答。
实际上,生产力标准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矛盾并不是现在才存在的。具体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一开始就同中国现代以来的全部历史相矛盾。所有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全部经济学理论表明,社会主义,只能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和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前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明确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新中国在1956年那个时候的生产力状况,可以肯定地说是并没有达到在全国范围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水平的。假如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要实行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就更加成为问题了。试想,连生产力水平比我们发达多了的欧美国家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为什么一个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国家要实行社会主义?显然简单地照搬或直接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个范式,并不能从理论上科学地解释中国现代以来的历史,特别是30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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