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问题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然处在探索和构建的过程中，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个问题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目前学术界形成的原则性共识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批判性地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以及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说，这个认识是完全正确的，但它更多表达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属性的明确规定和直接回答。

众所周知，在我国已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和学科中，是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等等。因此，在许多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样的理解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既有的、确定的，中国经济学界的任务仍然是如何将已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以体现出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实践特性出发。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来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即“苏联范式”阶段和“中国范式”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苏联范式”阶段。在实践上，以苏联为代表，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理论上，以20世纪50年代苏联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标志，这一范式在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普遍推广和流行。“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划分标准，并且以此为基础和核心，全面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和主要特点，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这种体制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在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这些弊端就表现得更加突出，而“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解决这些弊端无能为力。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虽然是由极为复杂的多种因素导致的，但是应该承认，这与“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各种严重的理论局限性是有很大关系的。

如前所述，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构建问题，并且对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批评，对落后条件下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艰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未能够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规范性认识和规定。正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勇敢地走上了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伟大征程。经过近40年的发展和探索，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全新发展道路、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概括起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系列独特的创新之处和实践属性，其中主要有：①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主动开展改革开放，同时拒绝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从而保证了国家和社会在稳定中改革和发展；②在坚持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同时，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从而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原则，又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③在坚持国家和政府对于社会经济的统一领导和宏观管理的同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优越性都得到发挥；④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勇敢地参与并引领世界经济，从而既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的各方面经验和资源，又避免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对于国家经济的过度冲击；⑤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依据条件的变化，动态地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从而既保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同时又使社会公平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等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已经在理论上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解释范围和能力，也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因此，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就不可能是西方经济学的变种，也不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设想的简单改版，更不可能是《资本论》的理论的改头换面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修修补补，而必然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即不同于“苏联范式”的“中国范式”。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即“中国范式”阶段。明确地树立和确定这种“范式意识”，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从创立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的高度出发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属性，需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已有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只有正确地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创新的重点。

如前所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往往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具有一般性的那些经济问题和规律，从而总是标榜自己的经济学具有“普世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理解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差别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仅否定了国别差异，而且也否定了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虽然深刻地理解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之间的根本差异，但是，同时也忽略了国别差异及其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影响。对于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要建立一种完全以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似乎同样是不可思议的。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只存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概念，不存在“中国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概念。^[22]

然而，我们恰恰需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即专门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彻底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定式中解脱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独树一帜的新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区别首先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对象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区别。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套用《资本论》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者套用一般教科书的表述，二者都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区别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第二，方法论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另一方面又更加突出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坚持理论指导性与实践创造性并重的思想方法，体现着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以及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逻辑。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始终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更多地体现着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的逻辑。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更多地侧重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需要更多地分析现实的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巩固和发展，以及发展的形式、道路和规律是什么等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巨大创新。

习近平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23]这就非常深刻地揭示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之一，即“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毫无疑问，这是对于社会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一个巨大突破，为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为指导的同时，既不能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我们需要创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否则，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它就不可能是具有原创性的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当然，这样的理解，绝不排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对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部分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也不排除其对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

【注释】

[1]本文受到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A170401）的资助。

[2]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

[3]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4]本来，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经济学不过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简称。但是，自马歇尔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愿意使用“经济学”这个概念，以示其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因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了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对抗，彻底抛弃了劳动价值论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传统，并将物理学和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力图把经济学发展成为一种“自然科学”。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愿意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称为“经济学”。为了叙述的方便，本文并不严格区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这两个用语。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www.xing528.com)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154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12]对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来说，数学永远只是表达和运用理论的工具。由于经济关系的高度复杂性，追求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完全数学化是一个根本的方向性错误。

[13]事实上，即使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对于世界及自然运动规律的认识，也要受到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在这个方面，爱因斯坦与玻尔的理论分歧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9页。

[1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第803—804、152—153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297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

[18]《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更好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7月9日。

[1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20]《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强调：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7月9日。

[2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5日。

[22]王亚南先生最早在《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并进行了深入探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再次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不过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简称。参见于光远、董辅礽主编：《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