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国别性问题探讨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总是具有鲜明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历史性的，从而必然具有国别差异性。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深刻的论述。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5]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客观上总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很大的一段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6]

在强调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差异性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完全否定它的一般性及其意义。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7]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8]

但是，承认不同社会以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某些共性或一般性，并不意味着研究这种共性和一般性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主要任务。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9]马克思还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历史性和虚伪性：“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10]“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11](www.xing528.com)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表明，必须辩证地看待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所具有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反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承认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从而必须承认它所具有的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性。因此，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和研究不研究存在于不同社会和不同国家的那些具有一般性或共性的东西，而在于是否把一般性同特殊性和个别性相混同，并且用对于一般性或共性的研究代替对于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研究。因此，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经济运动的共同规律，也不是把某种已有的理论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加以运用，而是应该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首先立足于研究和揭示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进一步总结出具有一般性的经济发展规律。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所有已有的理论都只能作为一种参考和借鉴，而不能作为一种“标准”。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才能得到发展和创新，也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作用。

从理论上来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和国别性，根源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众所周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其研究对象总是存在于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之中的。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除了经济活动之外，还有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等，人类的这些活动不仅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而且受到一定的国家形态、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重大影响。这就决定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可以用数学来表达^[12]，完全不受研究者的立场和社会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的影响^[13]。另外，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同样也要揭示那些通行于一切社会的“一般的普遍规律”，那就必须以对于全部人类经济活动的研究为前提，但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假说”性质，而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的真理。事实上，当代西方经济学并不是基于对全部人类经济史以及世界经济的研究而总结出来的理论，而是主要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所以，把本来反映着一定社会形态、一定国家形态、一定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宣布为人类永恒的“普世真理”，不仅是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幻想和虚构，而且也是他们用以欺骗世界人民的一贯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