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引中国发展的结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首先体现着马克思经典著作所阐明的基本理论、思想方法、精神实质和理论逻辑。独特的思想方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经典著作最核心的内容。他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化且跟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它不但摒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思辨性，还足以挑战西方主流思维方法即基于形式逻辑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马克思独特的思想方法，正是科学的理性主义的集中体现。这种科学的理性主义不同于近代西方流行的抽象的理性精神，它摒弃了任何抽象思辨，即神学的、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它体现的，是感性的、现实的人在现实的环境中如何获取具体的特定事物的知识。这种感性的、现实的人对知识的获取，这种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理论把握，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理论上的对立，且直接成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根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从感性的、现实的人出发，基于实践的人本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和一般趋势。它通过考察现实的人与生存环境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动力机制和认识水平的决定机制，以及人们如何基于既有的认识进行有目的的实践。人的认识绝不仅仅是思维对存在的反映，人的认识和实践不但能够把现存的自然物品跟人的需要结合起来，还往往以改造自然的方式创造出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非自然的物品如飞机、汽车等等。正是通过人的知识进步与自然人化（自然物不断被人们所认识且转化为人的作品，成为物化的和社会的人的外在存在形式；而人自身因此由单纯的自然存在物衍化为高度意识化、个性化、社会化的能动的主体性存在物）的实践，社会获得持续的进步。这种基于知识进步和自然人化的人类社会有机体的发育发展，是以活生生的、现实的每个个体的发展为基础的，因而个人是人类社会有机体的细胞，就像细胞的新陈代谢促进动物机体发育一样，个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源，又是社会发展的归宿。社会的发展过程，即是个人不断摆脱自然状态获得意志自由的过程，是人的个性不断丰富的过程，是人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存在物的过程。在人类知识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人们最终必然成为无私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无论是三阶段论还是五阶段论，都是以人的实践理论为基础，而人的实践理论中又蕴涵着劳动异化理论即人的异化理论。三阶段论更多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趋势，五阶段论是从三阶段论派生出来的，是对西欧历史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衍化的更为具体的考察。

总的看来，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实质，就是科学的理性主义和实践的人本主义，它不同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抽象理性主义和抽象人本主义。资产阶级理论家从抽象人本主义即抽象的人的定义和人的权利出发，形成一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抽象理性主义即抽象思辨的演绎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辩护。因而，这种社会科学的研究跟基于科学实验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根本不同，如果说自然科学研究通行的是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话，那么，这种社会科学的研究通行的是唯心主义或抽象唯物主义，由于抽象唯物主义把通过经验获得的“一般”认识当作事物发展的起点和理论认识的前提，因而其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其形式是形而上学，经验实证仅仅是一种表象。科学的理性主义和实践的人本主义，则是对人的认识活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说明。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它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柱石。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过渡时期”思想和关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典理论依据。这些思想是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明确否定了把社会发展五阶段理论当作“一般历史哲学”的做法，对落后国家能否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却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然而，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逻辑思路告诉我们，解答这一问题，必须看具体的历史条件。可见，马克思是明确承认了这种可能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了非典型化发展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因而非典型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就是伴随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这种非典型化发展，使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确立和平共处、和平交流、和平竞赛的关系，有可能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超脱意识形态的对立，并通过国际市场更快更好地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因而能够跳出热战或冷战的片面对抗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苏联没有解决跟发达资本主义的片面对抗问题，不能进行和平的交流，它在冷战中失败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它没有找到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正确路径。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从实践上有效利用了资本主义非典型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真正实现了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和平相处、和平交流，从而最终解决了落后国家如何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难题。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具体历史条件，使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首先建成成为可能。不但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相互依存，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当然，在生产力落后国家建设的社会主义，不可能一开始就是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特征主要表现为：以马克思经典理论及其思想方法为指导，科学地发展其理论；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最终目标；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以人民为中心。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来看，还必须经过非常漫长的时间，经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在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才可能进入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往往会实行一段时间的计划经济，这有助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但是，这种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也不能由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收入分配方式，也不能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真正意义的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所有制，是在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后归社会所有且以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所有制形式。相应的“按劳分配”形式，是以自由的劳动组合为基础，不再是受竞争支配的劳动，也不会受到“集体”的强制。因此，这种所有制和分配形式，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存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能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导向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将这种国有经济跟社会主义性质直接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的确定应该从上文的几个特征来说明），它只能是导向社会主义的手段。这些认识，是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思想方法，依照其内在理论逻辑获得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把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式界定为“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习近平指出：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总依据”，“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1]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这一思想，要求全党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十九大报告还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是我们判断社会基本矛盾、制定基本路线的基础，是我们制定实施各项方针政策的总依据。十八大以来先后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举措，外事工作的新方略等等，无不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总依据”紧紧相连，息息相关。在经济工作中，如何把握公有制（国有经济）的比重和实现形式，如何把握收入分配原则，如何对待外资和民营资本……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必须从市场机制的内在要求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教条出发，更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将未来理想社会的原则简单地套用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把经典理论与中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路径，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道路、总结中国实践的基本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将马克思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等，并且创造性地运用苏联模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目标。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集体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基于落后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本矛盾，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此基础上，江泽民、胡锦涛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实现了“富起来”的发展目标。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肩负起使中国“强起来”的历史使命。要使中国“强起来”，除了进一步提升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硬实力之外，还必须基于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理、精神实质、思想方法和内在理论逻辑，将经典理论与中国实践进一步结合起来，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阐释中国经验，在理论上和学术上提升软实力；还必须通过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转变，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使人民在发展中显著增强获得感，全面实现共同富裕，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增强内部的凝聚力；还需要改革科技、教育、学术及相关制度，从而焕发出人民大众的创新精神，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为实现“强起来”的伟大目标，在理论方面，习近平强调回到经典理论、克服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要求将马克思经典理论与新时代中国国情密切联系起来，要求将经典理论与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理论综合起来，将中国的实践和伟大成就提高到理论高度，从而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在实践方面，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做出了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目标，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等等。可以说，把经典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的探索过程，就是马克思理论中国化、逐步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对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的综合。(www.xing528.com)

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作用的，理论指导实践，伟大的实践成就及其理论概括，又反过来进一步充实原来的理论，发展原来的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的理论升华。正因为中国实践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隐含巨大的力量，完全有能力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诞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只具有个别意义或特殊意义。马克思的《资本论》同样是在剖析英国资本主义生产这个典型个别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仍然具有一般意义。这是因为，马克思的思维方法超越了基于形式逻辑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它不是从抽象共性理解一般，也不是从所谓经验实证来理解一般与特殊、个别的关系。它是通过解剖典型的个别，来把握特殊和一般，因而，一般、特殊和个别是直接统一的，一般性、特殊性直接蕴含在典型的个别事物中。正因为如此，基于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剖析，它得到的不仅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机理，同时也体现着资本主义的特殊原理和商品生产的一般原理。中国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典型，有着巨大的成就和丰富的经验，必须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思想方法，对此进行深入的剖析，使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系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这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发展社会主义的一般意义，并且能为后发国家的赶超式发展提供中国经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形形色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方面，苏联模式未能超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因而始终没有摆脱跟资本主义社会的片面对抗关系。因此，这种模式始终处于一种以巩固政权为目标的特殊状态中，它类似于军事共产主义模式。服从于这种特殊目标，与这种特殊的实践需要相结合，苏联马克思主义不能不存在一些片面性、局限性乃至理论上的偏差，很难说它真正体现了马克思理论的精神实质。因此，我们需要将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实现其中国化。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更多地应该保持批判继承的态度。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地体现西方社会的社会主义因素增长的要求，其价值立场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化要求，其思维方法停留在主流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或抽象思辨的辩证法。因而，同样需要批判地吸收。

苏联作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尝试，最终未能成功。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虽然获得增长，但整个社会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性质。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堪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典范，其成就举世瞩目。因此，对中国成就、中国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促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2版.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