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社会发展的趋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全球性主张。

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了“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他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33]他强调：各国应该秉持主权平等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并基于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以协商的民主形式推进现代国际治理，以对话化解争端和分歧。他还指出：不能放任资本的逐利本性，缺乏道德的市场，难以撑起世界繁荣发展的大厦；应该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习近平提出的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旨在“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34]

同年底，习近平结合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构建问题，两次谈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指出：“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应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应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35]他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的前途命运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36]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首先阐明：当代世界的各个国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这个时代基本特征；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37]。他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应该在主权平等原则下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38]。他指出：国际社会应该通过沟通协商、政治谈判化解矛盾，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

具体说来就是：1.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2.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3.经济发展方面，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这就要求：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经济全球化这个大方向，基于这个前提化解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前进中的问题；引导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加强协调、完善治理，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4.坚持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5.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总之，中国的基本立场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打造伙伴关系，支持多边主义。

习近平的这些讲话是对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和全球治理原则的系统论述，集中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思想，这是我们理解当代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它在理论上回答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可能、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处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生前都没有明确回答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可能的问题，更没有提出区域性社会主义如何处理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非典型化发展，特别是滞胀危机发生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交流、和平竞赛问题，才在实践中逐步获得共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直接对抗因而逐步被和平的竞赛所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把握住了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因而能够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顺利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从而走出一条利用资本主义非典型化发展的历史契机、充分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通过和平竞赛赶超发达资本主义的独特道路。可以说，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概括。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首先意味着在国家关系、国际交流方面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超脱意识形态的差异。它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指出这些正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事实上，如果撇开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意识形态导向，单纯从基本内涵或概念的形式规定看，马克思理论所关注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跟“普世价值”并没有根本差异，人本主义、理性主义是马克思理论的灵魂所在，它们的差别只是在思想方法和意识形态立场方面。当代西方社会流行的各种理论，其错误不在于它们宣扬“普世价值”，而是基于“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导向问题，他们把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关系和谐化、理想化，把现实关系永恒化、绝对化。它们基于主流思维方法，从现实和历史中归纳出一些人们最基本的愿望和要求，形成抽象的人本主义，抽象地理解“什么是人”“人的基本权利是什么”等等，因而抽象的“普世价值”被他们用来维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使之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础。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抽象地否定这些“普世价值”对于全人类的普遍性意义，能够承认它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不是从人的抽象定义出发来把握这些共同价值，而是把它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具体地加以把握。习近平指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39]这里展现出来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依照马克思理论的思想方法，这些“普世价值”不是人类一开始就现实地成为人类的社会特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展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个体，不是人类历史的起点，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前提下，到了接近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些“普世价值”才可能具有现实的实在性。因此，不能把这些“普世价值”当作教条或抽象的尺度，更不能以“普世价值”的幌子推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任何国家，无论其政权性质如何，都必须遵循人类历史的规律，依照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本质和特殊国情，自主地处理自己国家的事务。

从两种思想方法的比较可以看出，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普世价值”不具有现实的实在性，它对资本主义的先进人士和具有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士来说，都是抽象的理想，因而并不因此必然产生意识形态的对立。从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来看，这种对立是必然存在的，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对立只是一种萌芽。这种对立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真正耗尽、需要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才会成为现实。非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刚诞生的时候，意识形态对立是很尖锐的，可是，当我们重新考察这种历史的对立时不难发现，这种对立更多地作为一种理念相冲突，而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于资本主义力量不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回归市场经济的发展，把社会主义消灭一切私有制的要求当作马上成为现实的行动，因而一心想把社会主义国家置于死地。社会主义国家对现实纲领与最终理想的本质差别也被一些人忽视，因而在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同时，不顾生产力落后的事实喊出“解放全人类”的口号，他们忘记了，在马克思那里“解放全人类”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当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他们更加冷静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更加冷静地思考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和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时，苏联便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交流、和平竞赛”的原则，中国更是在实践方面充分践行了这些原则。

需要区分“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可以理解为“普世价值”，它们只是中文表述方面的差异。可见，如果简单地否定“普世价值”，在跟国际社会打交道的时候，在理论方面、实践方面都有可能遇到麻烦，甚至因为自外于“普世价值”而无法抢占道义上的话语权。事实上，从抽象意义来看，这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抽象地反映着人类的共同理想。只有它们被主观地当作历史发展起点，被当作抽象的理论前提，从而被运用于资本主义关系永恒性、绝对性说明的时候，才成为资本主义现实的虚幻反映。

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中阐述，两次都是在联合国大会的场合，其他两次涉及这一命题，是在谈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和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场合。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是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问题，它是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它要求在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当代世界，以合作共赢为原则确立新型国际关系。它要求各国秉持主权平等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以协商的民主形式推进现代国际治理；它要求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它要求尊重文明的多元性，和而不同。这个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突出了经济全球性、开放性和基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突出了文明多元性和发展成果的共享性，突出了国家安全的普遍性、反对霸权国家追求单方面的绝对安全，它突出了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及在主权平等基础上国际事务的共治、共享。

这样一种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其基础正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经济全球化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向的时刻，资本的自私性、国家的自私性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基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当代世界的国际关系本质上依然是“无政府主义”关系，国际规则和国际多边秩序具有脆弱性，倡导和实践“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还是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我们抢占道义方面的话语权，有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这是因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或“普世价值”，在抽象意义上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追求，也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些进步人士的追求，是他们坚持“政治正确”的内在要求。当然，我们在坚持原则、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的同时，必须深刻理解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依照其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等。

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关系中，形成相互依存的整体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有所区别的，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和平竞赛”的关系。从经济全球化层面看，资本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发达资本主义的非典型化发展和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对资本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和限制，然而，由于社会保障的健全和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种约束和限制为内部消费市场的扩大所抵消，资本的力量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因此增强。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福利落差以及经济全球化，这种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增强了资本的流动性和作为国际资本的特性，以致发达经济体内部市场暂时出现饱和或国际关系走向开放的情况下，资本能够迅速在世界市场配置资源。因此，在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时代，资本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条件下，垂直分工完全为水平分工所取代，高度的社会福利全球化，以致不存在福利落差，这样，资本主义才可能进入自我扬弃的最后阶段，资本的主导地位才可能逐步丧失，乃至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看，社会主义原则起着主导作用。一方面，它利用资本的本性和竞争机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同时充分利用资本的流动性、国际性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它对国内外资本又自觉加以节制，限制它的逐利本性，自觉推动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服务于社会主义目标的最终实现。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在相互依存中实现合作共赢，又进行着和平的竞争和竞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实现赶超式发展，最终使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向社会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代转化，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旨在“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40]，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和一般趋势的深刻把握。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2.

[2]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60.

[3]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

[4]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7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69－470.

[6]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

[7]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4.

[8]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0.

[9]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3.

[10]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1.

[1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2）.

[12]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2）.

[13]文一.中国引爆工业革命的关键步骤和“诀窍”［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1）：63－73.

[14]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35.(www.xing528.com)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

[16]黄若迟.战后西方经济“黄金时代”的出现和结束（上）［J］.历史教学，1993（11）：23－27.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2版.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98.

[18]参看尚宇红、罗浩发表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的文章《中国出口结构对其世界市场份额的影响：2001～2012——基于CMSA模型的实证分析》，杨平丽、张建民发表在《亚太经济》2016年第5期的文章《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19]参看尚宇红、罗浩发表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的文章《中国出口结构对其世界市场份额的影响：2001～2012——基于CMSA模型的实证分析》，杨平丽、张建民发表在《亚太经济》2016年第5期的文章《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20]尚宇红，罗浩.中国出口结构对其世界市场份额的影响：2001～2012——基于CMSA模型的实证分析［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5（6）：24－35.

[21]［德］库尔特·胡必烈，余榭.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分析——一种特殊转型模式下的对外经济政策［J］.财经科学，2000（3）：98－102.

[22]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谈2018年1—2月全国吸收外资情况［J］.中国外资，2018（7）：12.

[23]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2017年全年对外投资合作情况［J］.中国外资，2018（2）：13.

[24]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谈2017年全年对外投资合作情况［J］.中国外资，2018（2）：13.

[25]管涛.反思对中国外汇储备问题的讨论［J］.国际经济评论，2018（1）：9－23.

[2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

[2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9－80.

[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2.

[29]卓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J］.学术研究，1980（5）：27－32.

[30]卓炯.关于“《资本论》的生命力”的探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J］.学术研究，1983（2）：15－25.

[31]沈衍琪.外商独资企业比例大幅上升［N］.北京日报，2005－03－26.

[32]任会斌.外商独资企业增多好不好［N］.中国乡镇企业报，2005－02－21.

[3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2.

[3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5.

[3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9.

[3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4.

[3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9.

[3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40.

[3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37.

[4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