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中社会主义元素的增长趋势

资本主义世界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主要体现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及其政策实践方面，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述。自由社会主义学说历史悠久，卡洛·罗塞利（Carlo Ros－selli）1930年出版的《自由社会主义》，是较早阐述自由社会主义的著作。它试图避免无节制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缺陷，赞同通过国家干预实现公共服务、维护社会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一定意义上看，是其最真实的体现和最忠实的遗产。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引发了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新一轮对话。以对个体自由和自治的经典设想为发端，罗尔斯建构了一种激进的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这使得许多社会主义者乃至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其视为同盟而非敌人。约翰·罗默（John Roemer）对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持赞同态度，他承认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相互融合的。罗默最广为人知的当属他的剥削理论，它强调了生产资料平等分配的重要性。这种自由社会主义跟民主社会主义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自然而然地来自对自由、民主的信仰，而人们参与协商民主的权利、对公共利益表达意见，不应该受物质财富的影响，他们甚至提出企业应该由工人来管理。在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即使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也不能作为界定社会主义愿景的目标。他们要求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的手段跟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分开。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首先是一种道德哲学，它以一系列道德价值和道德原则为基础。“民主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平等原则和社群原则进行了激进的重新阐释，它使平等原则包含对个体的自由、自主性和责任的关注，社会主义的社群原则不再被界定为个人主义的反题。

从政党纲领和政策实践方面看，德国社会民主党遵循自由、公正、相助的基本价值理念，主张建立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国家，坚持混合经济结构，赞成在国家确定的范围内发挥市场作用和实行竞争。它要求提高公民对社会事务的民主参与，希望通过职工和公民的广泛参与实行民主化管理、监督和控制。该党主张与社会党国际的基本主张大致上是一致的。在经济发展方面，德国形成了一种“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强调根据市场经济规则运行，辅以社会补充和保障……通过实施与市场规律相适应的社会政策，来有意识地将社会目标纳入经济发展过程中。

瑞典社会民主党自1932年至1976年曾连续执政44年，1982年再度执政，是世界上迄今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民主党。在它执政期间，瑞典建成了福利国家。瑞典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方面的经验被称为瑞典模式。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大体经过了“福利社会主义”、“职能社会主义”和“基金社会主义”三个发展时期。所谓福利社会主义，奠基于社会民主党领袖汉森的“人民之家”的口号，意在把国家建设得像一个好的家庭一样，在这个家庭中，发展满足各个社会集团的普遍的社会福利，实行阶级合作，并扩大所有领域里的民主权利。所谓职能社会主义，就是在不改变形式上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情况下，通过国家立法手段，对所有权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以实现公正和平等的分配并促进经济增长。所谓基金社会主义，就是将企业部分利润的所有权，从雇主私人手中转作雇员的集体财产，用于购买瑞典企业的股票。由购买股份所产生的投票权，一半属基金组织，一半属基层工会，这样，通过占有股份雇员得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和重大问题的决策。瑞典模式的基本特点：一是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二是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三是阶级合作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最能代表它的特点的，是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社会福利政策。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与其他社会民主党是接近的，都是从实用主义出发，以温和的方式通过不断改良的道路，逐步实现从资本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经济方面，主张实行多样化、开放型的混合经济体制，一方面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由国家对经济进行间接控制和干预，实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民主，通过税收等政策以及扩大公共事业部门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瑞典模式被一些人认为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

法国社会党力图寻找一条“将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多元论同经济的某种集体组织形式结合起来的中间道路”，建设“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它宣称，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比苏联模式“更民主”，比社会民主主义“更先进”。该党纲领、政策和策略的特点：一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把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看作是“解放人”，突出“人的个性”、“人的价值”和“人权”，强调忠于1789年的《人权宣言》，维护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二是主张组成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的“阶级阵线”来同垄断资产阶级相抗衡，工人阶级在这个阵线中居中心地位并起推动作用；三是实行“左翼联盟”战略，认为“左翼联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过渡；四是主张采取民主方式，通过普选取得政权，然后通过“平静的革命”，实行社会经济结构改革，有步骤地“与资本主义决裂”，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其结构改革的内容以国有化、计划化和权力下放为中心，因此，法国社会党的社会主义也称作“结构改革的社会主义”；五是将“自治管理”作为法国式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自治管理”将使劳动者初步获得组织和制订劳动计划的自主权，在各个方面决定自己的劳动、劳动产品和生活，“自治管理”意在消除阶级对抗、取消雇佣劳动和全面地确立民主。

该党1981年至1986年执政期间，曾提出“社会主义方案”，宣称将利用所掌握的政权向社会主义迈进。为此，推行了以“扩大国有化”“民主计划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改革，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以“社会公正”为中心的社会政策。但是这些改革政策在实施中遇到一系列困难，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右翼政党的攻击下，社会党于1986年失去了执政地位，国有化等成果也被取消。1988年重新执政后，其政策趋向温和，强调要实现全民团结互助、宽容、公正和进步，严格管理经济，以紧缩促增长。

英国工党、澳大利亚工党和新西兰工党为代表的工党，其成员多为工会集体成员，工会不仅是工党的主要群众基础和资金来源，而且在组织上直接成为工党的一部分，在工党成员中占大多数，工会的负责人也往往担任工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工党历来注重眼前的目标和实际的经济利益，主张讲求实际，通过渐进的点滴改良，谋求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物质生活状况，如荷兰工党的纲领宣称：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重新分配知识、劳动、收入和权力，让人人都能独立和自由地发展，并且平等地享受质量相同的生活。工党的社会基础虽然主要是工人，但一般都主张阶级合作，谋求民主、平等、人权和个人自由，创建一个以互助、合作和服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各国工党的执政理念不尽相同。1945～1951年，英国的工党政府曾把占英国经济20%的基本经济部门收归国有。70年代，英国工党执政又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1986年，英国工党又正式提出了“社会所有制”政策。新西兰工党在1984年以后的执政时期，却提出了以市场经济为主、放松国家干预的被称为“经济改革”的措施。澳大利亚工党也大力鼓励私人企业的发展。(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美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迅速发展，成为欧洲之外社会党国际的最主要力量，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一定时期取得了执政权。拉美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目标是：为民主与自由、民族解放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民族解放是拉美社会民主党不同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拉美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主义本质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的。他们主张在大多数人民与社会组织的支持下去领导国家，以社会主义为方向，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价值体系。他们主张公共、集体和个体三种所有制互相配合，在民主国家指导下有计划的经济活动的范围内，适当保护私人经济并允许其发展，他们确认社会主义的革命性、政治选择的多样性和思想理论的多元化，主张根据本国特点选择最合适的道路和方式。

西方各国左翼政党还在20世纪90年代便掀起了民主社会主义革新运动。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公开地使用“第三条道路”来标榜自己的政治哲学。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地响应英国工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革新，施罗德打着“新中间派”的旗帜进行新的定位，并与布莱尔共同发表联合声明——《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由此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英国工党共同走向了“第三条道路”的变革之路。“第三条道路”试图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重新融合在一起。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西方多数国家呈现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浪潮。“社会民主主义”是既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它的意义在于摆脱左与右二元对立的思想禁锢，构建开放性、多元化的政治哲学。

“民主社会主义”虽然没有在日本发展为一股重要思潮，却形成了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这一模式的鲜明特点在于，在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国家通过产业政策、计划调节、行政指导等手段进行干预，且干预力度以及对经济的导向作用相对较强，因而形成了被称为“政府导向型”或“行政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比西方其他模式大，除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外，还重视供给管理，特别注重国家的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作用。这种市场经济模式，也应该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某些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这些思想和执政理念，尽管跟空想社会主义有渊源关系，但还是不同于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它基于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并且不限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区，许多左翼政党都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过执政地位，因而能够把这种“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政党纲领付诸政策实践。单纯从思想理念看，这些“社会主义”虽然基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抽象的“普世价值”，它与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完全不相容的。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本就不是跟“普世价值”对立的，它只是反对抽象谈“普世价值”，反对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冒充为“普世价值”，从而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当成合乎人类本性的和谐的永恒的社会关系。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在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由于还不能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人与人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真正的自由、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基于劳动时间的分配关系依然适用价值规律的最基本的原则。因此，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且付诸政策实践，可以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正是由于这种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资本主义走上了非典型化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的这种非典型化发展，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这样的资本主义具有典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色彩，尽管从根本上看它依然属于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欧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只是要求对资本主义做若干改良，因而从根本性质来说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不能模糊我们同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