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竞赛与人类共同命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为摆脱战前那种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困境，走上了非典型化发展的道路，初步进入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历史阶段。之所以说初步进入，是因为这种自我扬弃限于发达社会范围内。战后这种非典型化发展，表现为资本主义因素和社会主义因素同时增长，相互补充。这为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提供了独特的条件，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特定时期内不再势不两立，使它们的和平共处、和平交流成为可能。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打破了冷战的格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但实现了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和平共处、和平交流，还深度融入了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这为我国生产力和经济的赶超式、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外部条件，使我国通过国际市场尽可能吸收人类的文明成果成为现实。这就解答了生产力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的难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事实上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它基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它要求在和平共处、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共享安全、多元开放的基础上，以合作共赢为原则确立新型国际关系。具体到经济方面，它力图在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基础上，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这个大方向的开放型世界经济。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尽管在抽象意义上和一定程度上超脱了意识形态差异，体现了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的共同愿景，而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思想方法来考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依然存在和平竞赛的关系，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具有历史合理性，最终必然为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所代替。(www.xing528.com)

这里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非典型化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考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国内外资本的利用与节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特质，说明它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贡献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