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下的赶超发展策略

马克思所阐明的世界历史时代，是基于世界市场的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依然起决定作用，即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依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周期起决定作用。在这一时代的初期阶段，由于资本保值增值的本性和竞争压力的作用，通行的是典型的异化劳动，生产力发展异常迅速，社会经济矛盾往往异常尖锐。这一阶段的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或财富潜力，这为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创造了物质条件。而另一方面，异常尖锐的社会经济矛盾不但表现为资本与劳动者的矛盾尖锐化，还必然引起垄断资本的统治以及基于垄断资本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使资本的整体利益面临威胁。因此，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就不能不“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26]。其结果是，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社会主义因素也必然得到增长。这主要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收入分配的调整、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经济计划的实施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阐明的思想，应该是对早先的“世界历史”思想的重要补充。这是因为基于世界市场的“世界历史”，并不是资本力量的片面全球化，它应该是蕴涵新社会的因素，在其基本矛盾运动中，它还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因素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可见，这种社会经济的矛盾运动，是多维度多层次的。

从全球视野看，这样的“世界历史”时代只能是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历史事实看，直到今天，无产阶级并没有在主要发达国家同时取得政权，而一些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虽然取得政权，它实行的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关系还必须允许资本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存在。而另一方面，一些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它们实行的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但从它们的执政主体、执政基础和意识形态信仰看，其经济关系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它是作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存在于特定的国家，并且作为区域性社会主义而存在。这种基于市场的社会主义，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典型。在这里，资本必然受到节制，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须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目标的最终实现。可见，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社会主义是并存发展着的。我们既要承认资本对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作用，又要明确中国道路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联系。

对于这种基于世界市场的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我们应该从它的内在矛盾运动加以把握。这种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然而，一旦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以及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也就显得不那么规则。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济危机大致每隔十年一次，并且，从总趋势看，越来越严重，以致典型资本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难以继续存在下去。这种尖锐的社会经济矛盾和资本主义统治崩溃的危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倒逼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改良，不得不吸收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续了长达28年的经济繁荣，成就了所谓的“黄金时代”。总之，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必然打破经济危机周期的规律性，使经济周期更加复杂化，而危机持续的时间也往往比较长，像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持续时间都非常长。

从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的经济运行过程看，虽然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表现为一般趋势，却也并不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直线运动，而是表现为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矛盾运动，整个国际经济关系呈现为螺旋式的发展和上升。1860～1880年出现了第一波的全球性自由贸易浪潮；1880～1918年贸易保护主义总体上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时期虽然国际贸易额还是不断上升，但主要国家如德国、美国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甚至英国最终也宣布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因此，撇开英联邦经济体内部的贸易来看待国际贸易关系似乎更科学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由贸易短暂回潮，但很快又被大危机打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方面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另一方面由于英国主导的殖民体系瓦解，民族国家纷纷独立，而刚刚独立的民族国家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往往采取较为封闭的经济发展战略，那些相对开放的后发国家基本上也是奉行进口替代战略，更多采用借外债的方式利用外资，对外商直接投资保持高度警惕。因此，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几乎不存在外延扩张的空间，因而不得不通过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会保障的健全激发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内在需求，同时深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可见，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更多地局限于发达国家范围之内。战后真正意义的经济全球化、自由化，是“滞胀”危机之后孕育起来的。由于“滞胀”危机是在高福利背景下爆发的危机，它不同于“二战”前的经济危机，前者具有绝对过剩的特点，而后者属于相对过剩的危机。在“滞胀”危机背景下，由于发达国家的内需已经被充分激发，在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大致稳定的情况下，资本越来越没有出路，保值增值困难。因此，资本不仅像马克思阐明的那样要求冲破血缘、地缘等“自然因素”的局限，而且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与民族国家脱离，成为“无国籍”的资本。这样，由于资本要求在整个世界市场配置资源，并要求充分的流动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成为国际资本的内在要求。这一时期，恰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开启和苏联、东欧演变，以及亚洲四小龙等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兴起了一波影响深远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浪潮。然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依然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依然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全球化，依然可能发生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最终消费相对缩小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必然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在制造业中心表现为产能过剩的危机，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层面，它必然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不断增长与发达国家进口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以致全球经济发生失衡。这样，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就必然向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转化。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历史”衍化过程和内在机理看，贸易、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保护主义都是基于“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性，是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基本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当重大的知识创新迅速转化为现实财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扩张时期，投资和贸易的自由主义原则将主导整个经济发展进程，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往往处于多赢状态；当基本矛盾激化、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便必然要取得主导地位。当内需主导的内生增长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普遍实行的时候，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主要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当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内部的需求在高福利背景下充分释放之后，由于产业升级和传统产业向外转移的内在要求，资本便有一种全球化扩张的冲动。因此，我们不应该抽象地片面地把握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历史规律”，而应该从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的矛盾运动来判断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并以此为根据制定出科学的应对策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之后，长达20多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发生显著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将主导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国际经贸关系。从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的运动看，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开始，这种转向的内在必然性就已经显现出来。事实上，从2006年开始，美国的次贷问题便逐步显现出来，2007年8月这场危机在美国全面爆发。经过一年多的治理，美国次贷危机不仅没有痊愈，反而引起更猛烈的次级债务危机和全面的金融危机，并引起实体经济的收缩。与此同时，这场危机逐步向世界各国扩散，发展成为一场全面而深刻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10年有余，尽管有少数国家如美国似乎进入了复苏进程，而更多的国家至今仍然在底部徘徊，有些国家甚至还存在进一步恶化的可能。面对长时期的危机，无论是产能过剩的国家，还是产业空心化的国家，必然要谋划对策。因此，投资、贸易自由化向贸易保护主义转向，正是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发生作用的结果，有其内在必然性。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把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归因为欧美金融机构滥用市场的开放性、为追求高收益而过度投机及国家的监管不力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至多是技术性诱发因素，不是根本原因，更不能简单化地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和贸易摩擦归因为特朗普的偶然上台以及他的个性特征。这些认识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是背道而驰的。(www.xing528.com)

事实上，危机爆发初期，美英两国就认定这次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2009年在匹兹堡举行的G20峰会上，美国和英国就提出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议题，要求改革中、美、欧经济政策，包括美国增加储蓄和减少预算赤字、中国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欧洲进行结构性改革以利于企业投资等。在美、英看来，全球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中国、日本、德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庞大贸易顺差及与此对应的美、英等国的庞大贸易赤字，这部分贸易顺差又回流到了美、英金融市场，从而助推了金融泡沫的形成。现在回头来看，这些认识还是有些道理的。当然，这些说法中也包含美、英的一些自私的盘算。它们提出这个建议，意在将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推卸给中、德、日及中东等国家，来改变自己所处的被动地位，从而为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增长机制赢得更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而中国作为握有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显然成了美国最主要的“敲打”对象。因此，中国对这种全球经济“失衡说”保持着警惕，防止它成为美国推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借口。这是因为，中国国内本身就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乡分配收入差距拉大，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足，技术创新不够，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等等。这些问题凝结成了刚性的利益。因此，尽管中国很早就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提出来，但国内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是中国的困境所在。由此可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很多学者对这场长达十来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认识始终不很到位，他们对美、英等国推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决心认识不足，以致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出现了误判。事实上，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不能简单地看成美国经济的危机及其扩散效应，而是全球化经济的总危机。美国人过度消费、金融创新、低利率政策和金融创新带来的房地产业的发展、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战争刺激等，既延长了新经济景气，又强化了被推迟的危机。从根本上看，这次危机是全球化经济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国际资本的逐利本性、全球化经济的无序竞争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的缺失是其深层根源。并且，面对产业严重空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如果不是自甘衰落，一定是会出手的，无论谁当总统，这都是必然选择，尽管贸易摩擦的方式方法会有差别。

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规律必然带来的。从历史经验看，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贸易摩擦发展为热战也是有迹可寻的。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意味着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从2007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至今，新的国际环境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要进入新一轮全球经济繁荣，可能还需要十来年。因此，我国今后的发展路径的选择，不能拘执过去的经验，而必须从新的国际环境出发。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化地跟国际接轨很难接得上。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的思想方法，从社会发展进程看，中国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而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何况还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并且国际经济矛盾已经激化，平稳接轨的时间窗口已经过去。而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激化的条件下，继续坚持基于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也难以继续大幅度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表明，这种发展模式到了必须转向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1978～1991年可以看成是以改革求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开放虽然是驱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出口导向虽然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但开放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四大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国内整体经济的发展更多地得益于市场化改革和市场主体的成长。通过对农地制度、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计划体制、价格形成机制等等的改革，农村经济焕发出了活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市经济逐步走上了市场化轨道，从而最终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1992～2008年以及此后一段时间（2008年以后大致延续这一发展特征，同时加快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探索），可以看成是大开放、大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抓住了经济全球化这一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地政府围绕经济增长竞相招商引资，我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性加工生产基地，出口能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呈现为一种典型的出口导向特征，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于国际市场和国外要素的大量流入。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必然要进入第三阶段，在新的阶段，需要探索一种内需主导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有14亿人口，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如果能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达国家经济体一样，通过收入调整和社会保障的健全，充分激发内需，中国还有可能实现堪比西方“黄金时代”的持续快速发展。只有实现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向，才能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根本变化。另一方面，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本就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是它的本质特征，因而，确立保障健全的高福利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正是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必然选择。

健全福利保障，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人们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既能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减轻对出口的依赖，又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差距，减缓对发达国家资本的“洼吸”效应。这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经济的供求失衡问题，从而缓和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业过度外移引起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矛盾，使普通民众分享到经济发展和知识进步的好处。随着国内市场的做大，它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必然加大，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吸收先进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生活保障和福利水平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有利于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有利于中国更深入地融入发达社会主导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形成较为稳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口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作为“劳动力”，其收入的获得服从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原则；它作为消费者，其收入越高，购买力越强，当所有劳动力的收入都最小化时，宏观上供需必然失衡。因此，微观上合理的东西，宏观上很可能成为“合成谬误”。可见，健全社会保障，提高劳动者收入，激发内需，做大国内市场，形成一种内需主导的内生增长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思考下一阶段的根本路径，必须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和社会发展理论出发，不能停留在以往的经验，把经验当作“经验主义”，也不能从基于形式逻辑的形而上学的“主流思维方法”出发，把抽象的原理、理念当作我们决策的原则，必须抛弃抽象的“洋教条”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抽象原则，必须从特定的现实生活的内在矛盾运动中把握住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因时制宜，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