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外经交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正是伴随对外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

进出口贸易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重要方面，不仅出口和进口总额在国家整个国际收支中占据绝大部分，而且出口和进口是联系国际市场的纽带，同时，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其他方面也往往通过出口或进口贸易才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从对外贸易看，我国对外经济联系在国内外的地位是持续上升的。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3482亿元，对外贸易额355亿元，外贸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10.2%。到了199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759亿元，对外贸易额7734.93亿元，外贸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39.2%。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统计方式的变化，这一比重有所波动，但总体上看，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对外交往的扩大，我国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是持续增加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7～2011年我国GDP由78973.03亿元增加到473104亿元，与此同时，进出口额由26967.2亿元增加到236401.99亿元，进出口额占我国GDP比重由1997的34.15%上升到2011年的49.97%，此后这一比重维持在相对高位。从我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看，也是不断提高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对外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1978年仅仅是0.75%，2001年为4.47%，2012年提高到12.16%，2015年达到13.8%；2013～2015年连续三年稳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地位；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速，2001～2012年年均达到20%，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9.9%。^[19]对外贸易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不仅与经济增长同步，而且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同步性。1986年中国纺织服装出口超过石油出口，实现了由资源型产品出口向服装、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转变。1995年机电类产品出口超过服装、纺织品出口，实现了由传统出口产品出口向非传统出口产品出口的转变。加入WTO后，开放宽松的国内环境为外资进入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外资产业分布发生较大变化，在制造业继续成为吸纳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的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型投资项目增多，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中国转移。这有力地带动了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从2001年开始，在机电产品出口继续增长的同时，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快速增长。2001～2012年间，我国低科技含量产品的出口比重出现了大幅下降，这主要是纺织品、皮衣、皮革制品、食品、饮料、烟草产品的出口比重大幅下降，合计下降了约13个百分点，其他低科技产品的出口比重变化则不大。而高科技含量的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则出现了大幅提高，共计提高了约8个百分点；中等科技含量的3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也均有所提高，共计提高了约5个百分点。^[20]这种转变大致是在2005～2008年实现的。2005年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额分别达7771.3亿美元和4159.6亿美元，在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为54.6%和29.2%，从而使中国成功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的第三次转变，即出口的主导产品从资源性产品转向轻纺产品之后，再逐步转向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

招商引资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日本、韩国乃至拉美一些国家更多是采取借外债的形式发展，中国则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外来直接投资的合法性以写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以此为基础，确立了支撑我国近40年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确定之后，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招商引资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资来源则日趋多元化，由港澳台地区以及新加坡等的华人资本，逐步扩大到美国、日本、欧美国家。后来，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地区总部，以及研发中心、物流中心、培训中心、销售中心等功能性分支机构，组建外资控股公司。这种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在初始阶段缓解了外汇、资本和供给的短缺，增加了就业、税收和国民收入，而且引入了外来竞争压力，促进了市场发育，启动了企业“干中学”的过程。可以说，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动机，它不仅仅是改善国际收支的有效方式，而且是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制造和管理技术的有效途径，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还可以利用外国投资者所拥有的国际营销网络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加强，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长。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吸引的外资持续大幅攀升，并以此成为中欧和东欧转型国家的榜样。1997年，中国在上一年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408亿美元的基础上，又吸收了453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1／3。而同期内中东欧国家吸收的外国投资只有190亿美元。根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057亿美元，2017年达到1310亿美元。

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带动了我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长。加工贸易是指一国进口中间投入品、加工组装后再出口的生产与贸易活动，主要有“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和“进料加工装配贸易”两种形式。20世纪80年代，我国内地加工贸易主要是面向我国香港地区和东南亚的轻加工贸易；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开始将一部分零部件制造、组装等环节转移到中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把IT等产品的部分工序转移到内地。进入新世纪后，加工贸易逐步进入高新技术领域。与此相应，中国对外贸易与利用外资的发展轨迹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从二者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来看，外贸进出口与外来直接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其次，外资企业在全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外资是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根据商务部外资司公布的数据，自1986年起，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在全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稳步上升，并于2001年首次超过50%，之后势头不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年这一比重达到了空前的58.48%。并且，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与国际贸易的地区分布具有极大的相关性。从中国贸易方式的发展情况看，上个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贸易方式仍然以一般贸易为主，90年代以来，随着外来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一般贸易的比例逐年下降，加工贸易比例不断上升。据统计，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1981年仅为4.81%，1990年增至40.94%，2000年上升到57.8%，超过了一般贸易方式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此后，加工贸易一直占很大比重。据海关统计，2000～2004年，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所占比重年均为55.1%。2005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6905.11亿美元，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48.6%；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5778.74亿美元，占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83.7%，其中，出口3466.28亿美元，占同期加工贸易出口总额的83.2%。这种同步性体现了外部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体现了对外开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极端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而另一方面，这种同步性，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利用“二战”后资本主义非典型化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平崛起必然遇到一些困难。其具体表现是，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对外商投资企业有可能形成高度依赖性。如2005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2.5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比达到88%，部分行业的核心技术及产品被外资所垄断。这种局面在2006年以后大致是一致的，只是比例有所波动而已。

对外经济交往在改革开放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对外开放的扩大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和福建两省，经济发展势头也是最为强劲。它们既是外国投资者偏好的地方，又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实验场。广东是这方面的先锋。1978年广东的出口只占中国出口额的14%，到了1994年便跃升到了44%。在1984年至1993年这段时间内大约2／3的新增出口量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同期内广东省年均出口增长率为35%，福建省的年均增长率则为32%。中国出口能力分布的不平衡性也折射出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地区性结构。1984年流入东部各省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基数就已很高，占当时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40%，到1992年快速上升到了90%，其中近一半流向了广东。^[21]此后十多年，东部沿海地区始终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地。据商务部2005年的统计，过去十年内整个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不到东部地区的18%，而2005年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占整个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仅仅6.67%。此后，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尤其是东、中、西发展不平衡得到重视，以及区域间比较优势，外商直接投资逐步向内地转移，我国各地区逐步获得更加均衡的发展。这从我国中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可以得到证明。据统计，2015年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625.54亿美元，在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的占比为49.53%。这一数据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改善，发展活力保持强劲增长趋势。根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1～2月，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110.7亿元，同比增长35.3%，整年来看，估计跟2015年大体相当；而同期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106.2亿元，同比增长76.3%，这表明西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逐步增强。^[22]可见，无论是非均衡发展还是均衡发展，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都是跟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经济交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对外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也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面，它们对我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单纯的“请进来”，即引进资金、技术，开办经济特区，发展三资企业等，同时还走出国门到国外去投资，发展跨国企业经营，扩大与国外的经济技术联系。到1991年8月，我国共批准开办海外各类非贸易性企业911家，其中中方投资额10.7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也是我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项新兴事业。1979年至1991年，累计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22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30亿美元。截止到1992年6月底，在国外执行合同的人员达9.9万人。此后，我国的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规模不断增长。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072亿美元，2015年达到1214.2亿美元，2016年达到1700多亿美元。2017年虽然对一些非理性的境外投资采取了约束措施，全年依然累计实现1200.8亿美元。^[23]2017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685.9亿美元，同比增长5.8%；新签合同额2652.8亿美元，同比增长8.7%；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2.2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2.8万人，年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7.9万人。^[24]

外汇储备方面，1994年汇率并轨前夕，中国外汇储备仅有212亿美元，1997年底外汇储备达到1399亿美元；加入WTO之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不断创出引人注目的新高，2006年底，外汇储备达到1.07万亿美元，此后开始不断拉开跟日本的距离，可以说是独步世界；2014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创峰值，在不到8年的时间里增加了近3万亿美元，总量达到4万亿美元。^[25]外汇储备的这种增长，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体现，也是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反过来，这些外汇储备对于我国应对国际市场的风险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香港特区政府能够击退国际金融大鳄，跟内地外汇储备带来的信心是分不开的。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稳定在3万多亿美元的水平。高额的外汇储备对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风险、保障经济平稳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2年我国把外商直接投资写进宪法，把招商引资放在极端重要地位，明确把利用外部的资本、技术和市场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并且不受西方理论和日韩经验的影响，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和制度优势，把资源禀赋不断转化为经济优势。这些做法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指导的结果，我们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深刻地把握住了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实践证明，中国方案是正确的，只有这样的方案，才能够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落后国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事实表明，我们工业化的成功，跟对外经济交往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忽视外部市场和知识传播的作用，单纯从内部分工发展来考察我国工业化成就，这很难对我国的经济成就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