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规避当前国际格局中的和平崛起难题？

和平崛起就是不主动诉诸战争手段解决争端，不奉行领土扩张政策，以实力为后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基于合作共赢原则重塑国际秩序。这种和平崛起是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得并巩固政权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必由之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生产力和经济的赶超式发展，是和平崛起的首要目标。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并巩固政权后，只有当它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处于发达国家地位之后，才能从地域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为世界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整个“世界历史”才能转型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

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在后发国家付诸实践，并最终由地域性社会主义发展为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这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传统的典型的资本主义逐步转变为非典型的资本主义，资本的自发性发展受到约束。资产阶级政府为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不但主动地干预和调节经济，还主动吸收了社会主义的许多因素，逐步确立了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基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资产阶级政府就不能不“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15]。资本主义的这种非典型化发展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自救行为。这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已经表明，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生产，其基本矛盾已经非常尖锐，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发展趋势进一步体现了这一点。一方面，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一个阵营，完全由资本本性所主导的“世界历史”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英国主导的基于殖民统治的世界秩序陷于崩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它们为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性不能不采取较为封闭的发展策略。这样，资本的外延扩张之路受到极大的限制。正是在这种窘境中，罗斯福新政能够发挥它的示范效应，凯恩斯理论能够被广泛接受。

资本主义的这种非典型化发展，其实质是：正视资本主义生产中基本矛盾激化的现实，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改善劳动者的福利实现资本主义生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的内生性增长。如果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个经济意义的有机整体来看，这种发展是通过激发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内需拉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工人收入的提高、就业的保障和社会保障的健全，激发了最终消费需求；围绕最终需求增长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提供公共产品，理顺产业链，激发投资需求。这样，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从低水平均衡逐步发展为高水平均衡，科学技术和制度创新等知识进步引起的财富潜力较为迅速、较为充分地转化为现实财富，普通民众因此分享到知识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果。

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非典型化发展，从总体上看，1945～1953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其后又经历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在1953～1973年间，西方工业生产增长了300%～400%，平均增长380%，年平均增长率为5%～6%，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其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联邦德国和日本。战前，德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第二位，“二战”中工业遭到严重破坏。1950年联邦德国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工业进入迅猛发展的时期。50年代上半期年平均增长率为12%，1951～1963年间，工业生产增长了1.82倍。到1955年，国土面积相当于原德国一半的联邦德国，其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日本工业增长的速度比联邦德国还快。日本于1955年结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1956年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55～1970年，工矿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15%以上。1946～1980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增长了52倍，60年代末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除了工矿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时期的农业也获得持续增长，1950～1970年间，美、日、联邦德国、英、法的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8.2%、4.5%、2.3%和4.1%。1950～197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7%、14.2%、10.4%、7.6%和9.2%。1950～1973年，世界贸易总额（以出口值计算）从603亿美元猛增至5740亿美元，增长了9.5倍。工人的实际工资有较大提高，1949～1970年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了46.1%，法国提高了120.4%，联邦德国提高了242.4%，日本提高了289.7%。工资最高的国家是比利时、瑞典、美国、瑞士。^[1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非典型化发展及其社会经济的繁荣，为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为我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首先，由于这种非典型化发展吸收了很多社会主义因素，福利社会的观念深入了人心，使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获得更多人的重视，资本的自发性受到约束，这就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差异，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交流、和平共生提供了社会条件。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对国际关系影响的上升，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大大增加，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明显。第三，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的发展，要求建立一个各国之间更加平等和民主的国际关系体系。第四，随着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越来越深入地参与这些机制的同时，也将自身的一部分经济方面的主权让渡给这些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原有的主权观念正在出现变化。(www.xing528.com)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非典型化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调整和社会保障的健全，使得劳动者的需要获得较大的满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者购买力相对缩小的基本矛盾得到大大的缓解。与此同时，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增加，对科技创新采取很多鼓励措施，这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增加一些人的收入。这样，在西方工业国家内部，能够消费耐用消费品的中间阶层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两极分化和对立的情形发生深刻变化，大众消费的高度增长使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或者说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市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就使知识进步的财富效应能够较好地释放出来。由于知识进步受到的制度性约束大大减轻，因而很大程度上进入一种知识进步与人们消费需求扩大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时期，工业革命进入了自我驱动轨道。根据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观点，第一次浪潮是从前农业社会到农业社会的转移，第二次浪潮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移，第三次浪潮是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移，第四次浪潮是信息革命。每次新浪潮的出现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随着现代科技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发展，世界还面临着生物技术经济、太空经济、超导技术经济、纳米技术经济、海洋经济、3D打印经济、机器人生产等新的浪潮。当前发达国家都处于第四次浪潮，有的还开始探索新的浪潮，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第二次浪潮的转变中。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在第二次浪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取得很大进展。一些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已基本完成第二次浪潮的历史性转变，开始进入第三次浪潮和第四次浪潮。由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中国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这有利于中国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实现和平崛起。此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知识进步提速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非典型化发展特别是高福利制度的确立，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后发国家形成一种福利落差。这一方面增强了后发国家在生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潜在地加强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和强度，强化了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而另一方面，由于高福利制度提高了资本运用的成本，降低了利润率，这又增强了资本的世界性，降低了资本与民族国家的内在联系。因此，尽管这种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是与战后民族国家的强烈的独立愿望相适应的，又反过来在一定时间内（战后最初20多年）必然减弱西方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然而，在发达国家的内生增长持续一段时期之后，随着一定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下发达国家内部市场的饱和，这种知识进步一定会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滞胀危机和后来的经济全球化证实了这一点。这是20世纪90年代发端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事实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后来整个亚洲的强劲发展，都离不开这种外溢效应。而在经济全球化面临全球经济失衡的危机的时候，美国东西海岸的资本大鳄依然留恋在全球配置资源，不太愿意响应美国政府让制造业回流本土的呼吁，这也是资本主义非典型化发展且内需充分释放后的必然结果。

所有这些有利因素，一旦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和发展理念结合起来，就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如果不自觉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从整体性上把握社会的发展和基本国情，只是被动地适应资本全球化配置资源的需要，要实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超越，也是不太可能的。其结果，很容易形成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型发展，因而既无法摆脱垂直分工的局限，也无法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只能高度依附和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市场。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正确把握和处理国际关系，对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早在1953年中国政府就完整地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这些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提出并逐步完善起来的。这些原则在1955年有29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万隆会议上受到当时已经独立的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肯定。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向社会主义国家宣示：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的14个国家，提出了我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1974年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不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外交的总政策，而且主张将它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原则。冷战结束后，无论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还是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的“全方位”外交方针，以及和谐世界外交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均一以贯之地得到了继承。正是基于这些原则，习近平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17]现阶段，中国正处于一个有能力又有意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的新时期，在这样一个新时期，各国因国家战略、社会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各种现实利益的竞争日趋激烈，这是一种“竞争性和平”的国际体系。在这种国际体系中，要开创同各国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就必须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充分照顾他国正当关切和合法权益，推动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具体而言，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改善和发展同大国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这就需要在对外交往中一定程度上淡化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同发达国家扩大利益的汇合点。其次，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关系，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最后，坚持把自身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只有把握好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这些准则，紧紧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才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市场，不断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挥我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只能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新兴工业化道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反过来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非典型化发展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和平崛起提供了必要条件。当然，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就必须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思想方法，辩证把握改革与开放、出口导向与内需拉动的关系。当全球化条件下外部资本、技术的转移达到一定限度，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背景下，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发达经济体对自身利益的关切，适时采取充分激发内需、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的措施，充分发挥内需对国内生产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