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革命历史经验看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途径

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历史”是与大工业和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大工业的发展，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可是，大工业又是怎样出现的呢？或者说，人类社会是如何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这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通过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在此基础上，再说明人类社会的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在第二章，我们曾经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归纳为下面这样一个示意图：

这个示意图说明：人的实践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处于一定环境中的现实的人，一方面具有意识和实践能力，一方面具有社会化的不断发展的内在需要。这种人一方面受环境制约，是受动的存在物，因而为环境所塑造；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主动的存在物，他们以一定环境中的各种存在物为前提、材料、工具和对象，能够依照主体的认识改造既有的存在，创造出各种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社会存在，使自然不断人化，因而改造环境，使外部环境与人的需要相适应，使人由粗陋的自然状态或异化状态转变为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即充分发展的自然状态，或者说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状态。这样的社会发展理论所体现的，不是抽象的哲学理念。在它那里，既不是存在决定意识，也不是意识决定存在。它完全克服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在理论上的对立。在这里，知识的产生和社会存在的创造取决于人与环境或存在系统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运动使人们产生摆脱环境束缚的激情和实践活动的动力，而知识的进步和社会存在的发展都取决于人与环境的矛盾运动。因而人们的认识既是以存在为前提和条件，又是由人们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所决定，这是唯物主义立场与唯心主义观点的有机统一。这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思想是高度一致的。从这种社会发展理论抽象出来的唯物史观来看，从社会存在的有机联系来看，从整体性来看，人们的社会化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这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才能真正获得说明。可见，唯物史观不是从唯物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中派生出来的世界观、历史观，它是在阐明社会发生机制的基础上，对社会机体整体联系和发育发展原理的抽象概括，它必须与马克思的实践理论紧密结合起来。从方法论意义看，辩证唯物主义大体说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是马克思思想方法的集中反映。应该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跟传统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区分开来，它仅仅是作为思想方法渗透在马克思对人的现实活动的实证研究中。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表明，人的需要与环境对需要的满足所起的制约作用，形成一种矛盾和张力，激发着人们改造环境的激情，促进人们认识的发展，人们的认识活动获得的知识一旦转化为技术性或制度性社会存在，生产力必然因此发展起来。整个唯物史观正是以基于人本主义的实践理论为基础。人与环境的这种矛盾，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因为人们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必然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转化为人与人、部落与部落（或国家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人们对财富的占有欲必然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欲望，劳动的异化必然充分发展起来，人们之间的关系必然消除一切“自然的”因素，成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或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时，资本就会以自己的本性主导整个社会的生产。可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来把握工业化和“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必须从知识进步和基于现实需要的世界市场的发育入手，因为社会发展取决于知识进步和人们现实需要的释放及其扩展。

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工业革命作为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大知识进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质变，必须首先从人的现实需要和整个欧洲市场的发育过程来理解。这必须对欧洲经济发展进行超长期的分析，其源头应该上溯到11～14世纪的欧洲经济繁荣。在这一时期，欧洲的生产力得到发展，马被用于耕地，几头牛牵引的重犁得到广泛使用，三圃制得到普遍推广，人们掌握了作物轮种的技术。一方面，这使封建贵族能够得到的剩余产品大幅增加，他们不再满足于多个庄园轮流供奉其体面生活的方式，因而需要将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地租，以便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富、满足自身多方面的需要。由于欧洲的土地制度实行各级贵族分级所有，交易受到很大限制，因而，随着货币地租的增加，动产成为贵族可以自由支配的主要财富，而奢侈消费则成为贵族显示身份地位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使这一时期欧洲的人口大量增加，那时，西欧的人口数量从1000多万增加到6000多万。这使作为农奴的劳动力出现剩余，农奴的逃亡一定意义上得到农奴主的默许，这些逃亡农奴集聚在一起，发展成工商业城市。由于贵族的奢侈消费和多元化需求，城乡的分工成为可能，而工商业城市的发展还给贵族带来新的收入。此外，君主、领主贵族、教士等还鼓励那些没有领地继承权的贵族子弟招徕农奴，拓荒垦地，这些农奴因此获得解放，他们与领主往往订立长期租约，并缴纳固定地租。这不仅扩大了分工，还扩大了教会、君主和领主的收入来源。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和拓殖运动的开展，欧洲农奴制趋于解体。这是欧洲市场的初步发育，生产力发展和剩余产品增加是市场发育的基础，贵族的奢侈消费以及对金银的渴求，则是商品交换、市场发育、工商业城市兴起、城乡和整个社会分工发展的促进力量。这种奢侈消费在促进分工发展的同时，也使不断增加的人口转变为具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

面向贵族的奢侈消费，在意大利北部、法国东北部及邻近的大西洋沿岸、德意志南部及中欧一些地区形成了三大城市群。它们垄断着贵族消费的高端市场，采用严格的行会手工业模式进行生产，行会手工业的供给方式与贵族奢侈消费对产品品质的要求是相互适应的。即便是这些地区的工场手工业，由于更多面向富裕工商业者或为高级手工业品提供半成品，也是更加注重产品品质。并且，德意志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工商业者还垄断着对东方的贸易，他们进行远距离的贸易活动，将东方的香料、胡椒等贩运到欧洲，以满足贵族的奢侈消费，获取巨额利润。因此，意大利和德意志南部一些地区，商品经济似乎更具活力，以致资本主义萌芽和文艺复兴都首先在这里发生，宗教的“现代化”转型也是从这里开始孕育。而法国的香槟市场虽然著名，却似乎更多地充当商品交换场所。

欧洲大陆的工商业城市虽然面向贵族的奢侈消费，垄断着贵族消费和富裕工商业者的高端市场，但城乡分工和整个社会的分工发展，必然引起大众消费的低端市场的发育。这一市场由于商品价钱低、利润薄，它必然受到大陆的行会手工业忽视。这一市场的供给，是由波罗的海的贸易和英国的生产来满足的。因此，在欧洲最初的市场格局中，英国处于欧洲产业链条的低端。所以，英国的产品往往质量比较差，具有重数量不重质量的特点。

在市场初步发育的基础上，欧洲以贵族的奢侈消费为基础，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供求格局。这时，虽然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工商业城市和社会分工也发展起来了，但是，整个供求关系依然以封建制度为基础，城市中工商业的组织形式也是很大程度上模仿着封建制度。因此，农奴制解体后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从基本性质看只是封建关系的变形，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一旦趋于稳定，社会经济就可能陷入一种停滞状态。可是，到了16世纪，稳定的社会关系又一次被打破。一方面，富裕工商业者的崛起打破了欧洲身份社会的固化模式，他们逐步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激励着那些不甘“平庸”的人，这些人到处追求财富，以便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因此，新航路开辟之后，他们走向世界各地，掀起了一场广泛的殖民活动，从而将欧洲的分工关系进一步国际化。另一方面，由于西班牙、葡萄牙从美洲大量输入金银，引起了欧洲的价格革命，这使那些依靠长期租约的固定地租维持收入的贵族趋于破产没落，其结果是使欧洲的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贵族的奢侈消费趋于萎缩，而随着分工的扩展和海外殖民活动的深入，大众消费市场则迅速成长起来。这样，更多地面向大众消费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得到持续发展，那些曾经垄断高端消费市场的行会手工业及一些工场手工业趋于没落。欧洲进入了一个分流发展时期（此前欧洲的黑死病对这种分流发展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经济重心的转移和大众消费市场对交通运输条件的依赖，商品经济活力曾经较强的意大利北部、德意志南部等地趋于衰落，经济衰落又引发长时间战乱，已经解放的农奴为获得安全保护重新投入领主的怀抱，农奴制因此在一些地区重新恢复。而英国和荷兰则实现了工农业的同步发展，并且带来人口的持续增长。

由于英国的商品生产与世界性分工和大众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它不但通过农业革命推动了国内农业生产的转型，还可以依靠波罗的海的粮食贸易以及跟殖民地的贸易保证粮食安全。因此，这时候的英国已经形成一种面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大众消费市场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国际分工的扩展和大众消费的持续增长引发了大众商品的规模化生产需要，这就形成了市场需要跟生产能力不足的矛盾。这种矛盾使英国生产者充满着扩大生产的渴望，从而孕育了技术革新的内在需要。这是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根本原因。工业革命的发生机理表明，英国工业革命的突破口发生在棉纺织业并不是偶然的。那时，英国更为发达的产业是羊毛纺织业，这一产业还跟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养羊业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未能成为工业革命的突破口，不能完全归因于行会手工业的阻力。因为正是棉织品跟成长中的大众消费市场最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大多数人的现实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我们也可以考虑其他一些因素。例如，红白玫瑰战争和国教运动削弱了教士和贵族的力量，再加相对安全的地理环境，这使得专制王权的形成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但根本原因还是英国出口导向、更多地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起作用。由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国王和贵族都从中获得很大利益，以致很大一部分贵族转变为新贵族。这样，资本的力量能够起主导作用，能够实行有利于资本活动的各项制度。这些制度当然有利于创新，但不足以解释工业革命的发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在保障海外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一旦进入工业社会，就可以说真正进入了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存在系统的内在矛盾运动不再表现为人们直接的生存、发展需要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矛盾关系不再限于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之间争夺资源的矛盾。这时，资本表现着人们对财富的占有欲望，它的本性是保值增值，即财富的自我增长。它跟资本家的消费需要无关，财富一旦成为资本家消费的对象，它就会失去资本的本性。基于资本的本性，资本家对财富的占有是没有止境的，即便某个资本家不想那么贪婪，资本之间的竞争也会逼迫他这么做，他不这么做，一定会被更加贪婪的资本所淘汰。因此，在这种“世界历史”时代，占有财富的欲望会迫使资本家把一切潜在的现实的社会需求挖掘出来，而追逐财富的内在动力和竞争压力，必然最大限度地促进知识进步。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进步作用，肯定它在100多年里创造的财富超过了以往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总和。但无论怎么说，整个社会的知识进步总是随着人类需要的升级而升级，反过来，知识进步又促进着人类需求的升级，它们是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在人与环境的矛盾运动中，它们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由社会分工和大众消费的发展而产生的规模化生产的内在要求引爆的，随着世界性分工的扩展和深化，随着商品生产的多样化和单个商品的市场规模的扩大，必然要求有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这种要求达到临界点，必然引爆新的工业革命。总之，人类社会一旦进入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时代，知识进步特别是技术革命就进入了一种自我驱动状态，市场就会通过经济的运行自我开辟前进的道路。因此，资本尽管在这个时代作为异化劳动来发展自己，充分利用资本力量的市场经济却又是导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它为人的最终解放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的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它们是同一条道路的不同阶段。(www.xing528.com)

当然，不同的工业革命会有不同的特点，不同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也不可能一样。19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同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美国的工业革命道路也不同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主导产业是纺织业，它实现了纺纱和织布的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动力方面的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纺织业的飞速发展逐步推动着煤炭开采、冶金、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为标志，它是重化工业领域的革命，钢铁工业、石油化工、汽车工业、飞机制造、机械制造等成为主导产业。由于重化工业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生产一体化程度又很高，产业链条大为延长，这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并且使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工业化道路看，如果说英国是通过出口导向实现工业化的话，那么，美国则是一种开放式的进口替代模式。美国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源禀赋，吸引世界各地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甚至从非洲贩卖黑奴。与此同时，美国通过贸易保护垄断不断膨胀的国内市场来发展自己的制造业，通过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对英国的超越。

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取决于国内外大众消费的发展，而多样化的商品要获得规模化的需求且需求不断增长，又需要发达的分工。由于大众消费及分工扩大才可能诱发工业革命，因此，在身份和阶层被固化的农业社会，任何一个国家几乎不可能由于内生的原因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即便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只要停留于农业社会较为单调的生产和消费，就难以摆脱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英国工业革命作为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型的开端，一开始就跟“世界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它是欧洲市场发育和社会分工逐步发展且通过殖民活动扩展开来的产物。它跟世界市场的发育成长联系在一起，是作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大众商品的生产基地而被引发工业化革命的。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明晰的产权、自由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市场发育的结果，并不是市场发育的前提。在中世纪早期的庄园经济中，既没有自由的商品交换，也没有明晰的产权。从欧洲市场发育的历史看，市场机制能够成为商品经济的基础，起初正是由于欧洲主要生产资料——土地难以自由交换，以致封建贵族不能不把动产当作主要财富来追求，且在剩余产品大量增加的条件下形成奢侈消费的风尚，这对欧洲最初的市场发育是至关重要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欧洲的土地转手才逐步发展起来。可见，土地转手对最初的工业革命似乎不是重要条件。有人将英国和西班牙进行了对比，认为西班牙贵族热衷于土地正是西班牙发展滞后的根源，以致西班牙尽管贵族的奢侈消费很旺盛，却带动不了自身的商品生产。这跟中国古代的情况具有类似之处，尽管从消费方面看差异比较明显。从宋代开始，中国土地产权就开始明晰化，且能够自由交换。可是，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土地产权明晰，要素市场相对发达，中国的消费市场反而发育迟缓。这是因为，中国人把土地这种不动产当作主要财富，买地成为改变人们社会身份的主要途径，这就严重抑制着人们的消费，无论穷人富人，都崇尚节俭，这种消费的抑制必然进而抑制市场化商品生产的发育。西方经济学往往把自由市场和产权当作理论前提和历史起点，这实际上是对更为发达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总结得出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固定不变的”“理想化的”观念，然后“忘掉”自身发展的历史，倒果为因，不切实际地向后发国家推广。从这种“理想化的”观念出发，一些经济学家还热衷于从要素价格的差异来说明英国首先实现工业革命的根源。他们认为，英国较高的工资和便宜的煤炭价格促使生产者使用机器。可是，他们忘记了，首先进行工业革命的纺纱生产大多是家庭生产，最初的机器也跟能源价格无关，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要素价格的因素最多是促进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当然，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完善、产权的明晰又会反过来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相互决定关系。而对这种相互决定的考察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特殊的国情，不能把历史发展结果得出的“模型”当成抽象的绝对真理。

新中国的发展经验特别是近40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中国要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拘泥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理念，也离不开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必须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关系。

新中国后40年的发展，离不开前30年的基础。不仅前30年初步建立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就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是跟前30年的集体企业（社队企业）息息相关，在曾经以乡镇企业驰名的江苏南部，这种历史联系是没有人否认得了的。而农业发展的成就也不能脱离此前的基础孤立地考察。此外，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苏“大三角战略”的确立也为后来的对外开放提供了良好条件。但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的主要成果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的。可以说，我国用40年时间基本上达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两三百年才达到的工业化水平。而从纵向看，这40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几千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从一个贫穷国家转变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强国。从工业化历程看，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初的15年至20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门口。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其机理与欧美工业化颇为类似，同样可以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加以解释。

中国近40年来工业化的成功，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业生产力的提高释放出大量劳动力。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而这个时候，农药、化肥等的生产已经是成熟稳定的知识，由于我们具有后发优势，一旦农民收入增加，新的生产手段就可能迅速运用于农业生产，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了，农业生产很快进入良性循环，直到新的矛盾产生。当然，此前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也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自主创新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突出例子是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除了释放劳动力外，农业生产力提高也为乡镇企业的最初发展提供了原材料和市场。中国农民工对工业化的作用，就其基本作用而言，与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爱尔兰人”对英国工业化的作用是颇为类似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工业化历程时对“爱尔兰人”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且，无论是当时的英国，还是今天的中国，土地产权都没有完全落实给农民，这不但没有阻碍工业化进程，反而促进了工业化进程。而反观法国，拿破仑为了获得农民支持，使农民真正获得了土地，而客观效果反而迟滞了法国的工业化进程。

其次，对外开放抓住了“世界历史”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时机。近40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始终是出口导向，国内基础建设投资很大程度上也是服务于出口导向的生产需要。由于这种出口导向基于发达国家的高福利背景，高福利、高成本导致发达国家资本具有外迁发展、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需要。这样，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产业不断空心化，大众消费品的供给越来越依赖进口，这对中国工业化提供了持久的需求拉力，中国乡镇企业因此异军突起，国内分工和国内市场也因此快速发育、深化；而另一方面，中国内地廉价的要素价格吸引了大量外资（包括中国港资、台资）到中国内地投资设厂，它们不但带来资本，还源源不断地输入了技术和管理，并提高了我国的人力资本。总之，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从知识进步、分工发展和现实需求方面对我国工业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这是因为，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知识进步（生产力发展）、分工发展和现实需求的扩大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更是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动力和条件。正是这种对外开放，使我们能够充分吸收利用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跟英国工业革命的对比研究表明，无论是当时的英国，还是今天的中国，工业化历程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持续满足国际市场的过程。它们都是由于各种因素形成的合力而成为国际性大众消费的供给方，因而发展为世界性制造业中心。没有不断成长的国际市场持续拉动英国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英国的工业革命很难出现。没有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和大众消费市场对进口的依赖，中国的工业化也不可能如此迅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后发国家发展工业那么艰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建立高福利制度，因而资本输出更多的是占有国外市场，制造业不可能空心化。因而后发国家的制造业总是在更为不利的条件下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进行竞争。上述分析表明，就工业化的发生机理来说，我们并不赞成文一教授基于“胚胎发育”理论得出的基本结论。在他看来，农村工业的发展和国内市场因分工扩大而发育，是工业革命的“诀窍”所在。^[13]他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工业革命的考察，都严重忽视国际市场的作用。

再次，近40年来中国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确实得益于地方政府举办乡镇企业的热情和大力招商引资。他们的作用在市场发育过程中是无法替代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既没有成熟的市场机制，也没有完善的市场主体，这些都有待培育，而培育市场和市场主体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等待它们自发成长是天真的。并且，地方政府发挥强大的经济职能，还是以私有产权不发达为基础的，正是由于私有产权不发达，而改革开放前形成的行政体制强而有力，各种要素才能得到迅速配置，相比市场对要素资源的配置，这种方式节约了巨额的交易成本和大量时间成本。在1978年至1988年十年间，中国的乡镇企业从150万个变为1890万个，增长了12倍；农村工业总产值从515亿（占GDP的14%）增加到7020亿（占GDP的46%），增长超过13.5倍；农村工业的就业从2800万人发展到9500万人，增长超过3倍；农民总收入从87亿元增加到963亿元，增长12倍；村镇企业总资本存量从230亿元增加到2100亿元，增长超过9倍。到了2000年，农村工业总产值达到11.6万亿，是1988年的16.5倍，1978年的225倍。^[14]如果不考虑中国特殊的国情，拘泥于西方经济学教条，这种快速发展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世界工业革命的历史和中国工业化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赶超式发展，必须要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取决于大众消费需求的拉动。而在“世界历史”时代，对生产和需求的考察，都必须着眼于国际性分工和经济关系。因此，必须把对外开放、融入国际市场放到极端重要的地位，必须把国际市场的开拓与内需的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根据一般经济发展趋势和特定时期的经济矛盾灵活把握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战略。可以说，离开了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就无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吸收利用资本创造的文明成果，就不可能真正超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虽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清晰的产权和自由化的市场机制对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但是，我们既不可能重走它们在历史上走过的自然演进之路，也不能片面地教条地把这种理念当作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它们自身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它们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存在一些局限。它们是随着分工和大众消费发展起来的，却又因资本的本性限制着人的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政府在市场和市场主体的培育方面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而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来看，政府还担负节制资本、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使命。总之，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融入世界市场，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如果政府的主导作用是顺应市场规律的，它与市场的决定作用是不矛盾的。英国和中国的工业革命的经验还表明，提高农业生产力、保证粮食安全，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