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基于社会发展的分析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世界历史”的术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自产生以来的总体历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这实质上是就整个社会发展理论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还包含一种方法论思想的意义。对此，第二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二是指世界性历史时代。马克思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术语，基本上是这一意义，它是基于世界市场和资本关系的有机联系的体系。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形成世界市场，各民族各国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从而使整个世界逐步结成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整体。这类似于当今所谓的“全球一体化”。

对于这种“全球一体化”，马克思在那个时代便进行了前瞻性考察。他是从生产力的普遍提高和世界各民族普遍交往出发解释“世界历史”成因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的全球扩张赋予了人类历史以“世界历史”的性质，此前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虽然也已在空间上达到全球规模，但这种全球交往仍是靠偶然的战争、规模非常有限的贸易、断断续续的政治文化交流等来联系的。与此完全不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资产阶级的首创，它基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世界市场、空前巨大的生产力，它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内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都具有全球规模。在他看来，产生和形成世界历史的质点是大工业。他指出：这种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2]并且，大工业出现以后，“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在这样的全球化大工业时代，“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4]这里的“市民社会”就是基于世界性市场关系的生产和经济生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深入具体地分析了这种“世界历史”的形成，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

从现实的研究对象看，《资本论》把发达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作为具体剖析对象，而从马克思用抽象力设置的科学研究条件看，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又被当作“世界历史性”的生产。一切历史的、民族的、地域的社会关系都被排除了，无论是这里的简单商品生产、简单补偿生产资料的自由竞争式的生产，还是资本有机构成具有差异的一体化生产，都被假定为“普遍化”的生产方式即一切市场主体或全体参与者必须遵循的生产方式，商品价值和一般人类劳动都具有最一般最普遍的意义。因而，在《资本论》最初的理论说明中，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社会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具体化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无产阶级三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种纯粹化的社会关系，就是“世界历史性”时代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因此，从科学的眼光看，依照马克思独特的研究方法，《资本论》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他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环节，必须基于他的人的实践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来把握。马克思是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来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的，因此，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而资本主义生产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或国家对世界性历史时代具有决定性影响。对此，马克思举出具体例子加以说明，他指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由于拿破仑在欧洲推行大陆封锁令，导致砂糖和咖啡急缺，从而激起德国人参加反法战争，于是砂糖和咖啡就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产品。马克思总结以上事实，得出结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不是由于‘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6]基于人的实践理论和整个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阐述了以资本和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世界性历史时代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代的关系。在他那里，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根本问题即人自身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也是人和社会通过人的感性实践自我生成问题，因而“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7]。他强调，随着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8]。也就是说，人们要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首先必须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成为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而另一方面，这种世界历史性存在虽然不能跳过或取消，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这种世界历史性存在又还不是人的真正的解放。马克思指出：个人的世界历史化只是表明个人的需求和活动范围拓宽了，处在经常的相互交往中，但它并不能直接带来个人的解放。相反，“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9]这就是异化的发展，只要这种异化还存在，人们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就摆脱不了对自然必然性的动物般的屈从。可见，马克思所阐明的“世界历史”，仅仅是基于资本和世界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它必然要迈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时代，而它创造的物质条件和普遍交往是人获得彻底解放的前提。人们只有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个人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才是可能的。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正是基于他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来阐发的。(www.xing528.com)

马克思基于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阐发的“世界历史”思想，把整个“世界历史”看成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它既要求人们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去把握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道路，又要求人们必须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去把握全球经济关系。总的说来，它把握住了世界性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改良的必然性，但他还是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清晰地描绘出当代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历史”的具体样态。事实上，从马克思身后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看，基于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似乎无法形成一种稳定的全球一体化局面。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在挖掉脚下的民族工业基础之后，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不但因为逐利本性和竞争压力逐步趋向垄断，而且国家政权必然参与到资本的国际竞争中。这必然导致世界性历史时代的不稳定性，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是这种不稳定性的极端表现。对此，恩格斯晚年有所预见，而马克思是没有预见到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才真正形成较为稳定的“世界历史”关系，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马克思描绘的“世界历史”才具有特别典型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对比告诉我们，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要获得稳定，必须要有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吸收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因素，必须用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大大降低劳动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异化程度。也就是说，只有吸收大量的社会主义因素，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才可能相对稳定。因此，世界性历史时代即基于世界市场的全球普遍交往的社会，即便单从资本主义的视域看，也不是简单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而是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产物，经过这种自我扬弃，虽然还暂时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但实质上已经不是典型意义的资本主义，而是典型资本主义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过渡形态，它包含诸多社会主义因素，并且最终必然完成这种过渡。至于过渡的方式相对和平，还是相对暴力，要视各国的情况而定。总体上看，和平过渡将是主要的方式。可见，这种“世界历史”作为一种稳定的样态，具有资本主义社会由典型形态向未来社会的过渡性质。

马克思预见到了生产的股份化、社会化必然使资本主义生产走向自我扬弃，但是，他确实没有预见到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必须通过对社会主义因素的吸收来维持自身的稳定。因此，他不可能对生产力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0]而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由于当代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不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这使资本具有进一步摆脱民族国家限制、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冲动。因而，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不仅有可能通过和平交往的方式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大力推进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能通过和平交往、和平竞赛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彼此融合，形成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马克思预言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从经济方面看，已经形成全球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引起了人们的经济生活的全面国际化。这种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上所有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世界经济大潮，它们要置身于世界经济联系体系之外，已经越来越不可能，而恰恰是这种“世界历史”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融合。

对于马克思的这种“世界历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习近平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指出：“早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11]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先后25次谈及“全球化”，系统阐述了世界应对全球化的具体方针，即实现经济平衡发展、正确选择融入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兼顾效率与公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还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12]在这个讲话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民立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思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