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必然及根本任务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转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无产阶级在我国取得政权之后，首先面临的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生存问题。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个特定目标，不能不借鉴苏联模式的一些做法，通过计划经济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满足独立的工业化生产和国家安全需要。为此，不得不实行高积累、高投资、高增长战略。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尽管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某种意义上未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但它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来说又是必要的。可以说，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是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贡献。尽管全社会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却很骄傲地从此“站起来”了！

无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之后，正值“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的非典型化发展（参看下一章）开始陷入“滞胀”危机不能自拔时期，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因素的增长以及资本的“非民族化”属性增强，又使资本具有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异开始在一定程度上趋于淡化，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显现和平共处、和平交流、和平竞赛的新的时代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敏锐地抓住时机，果断地推进改革开放，由此开始直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生产力的基本矛盾，从此开创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建设则更多的是服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个特定目标的需要，人民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甚至还可以说处于贫穷状态。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念，我们渐进式推动了多方面改革，全面调动了生产者积极性，激发了经济活力，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自2010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分别居世界第二位、第三位，基础设施建设部分领域遥遥领先，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工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高，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这说明，当今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经济大国。从城市化和生活方式看，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8%的水平，一半以上的人口成为城市市民，并且产生了一大批人口超过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以及人口高度密集、经济一体化的超大城市群，创造了新的财富、新的产品、新的文明、新的生活方式。对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成一个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同时以高铁、互联网为主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得不说是巨大的成绩。从社会民生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年均增长约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1978年的343.4元、133.6元提高到2017年的36396元、13432元；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3.1%以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7年达到45.7%，高出世界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居民平均预期寿命2017年达到76.7岁，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2]所有这些成就说明，通过4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已经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大部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当然，在总体上“富起来”的过程中，也存在贫富差距过大、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新时代需要着力解决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我国判断形势发展、制定发展战略、制定各项政策的“总依据”。习近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因此，我们把握新时代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必须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在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工作对象和工作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对我们党长期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深刻变化具体反映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就是社会需求和社会生产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十九大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人类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是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和集中反映，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深刻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新特点，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决定的。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这说明，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可见，新时代的到来，是以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为基础的，正是这些成就为中国进入新时代奠定了物质经济基础，使中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更高的历史方位上。

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此造成或派生的。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制约了整体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从社会生产力来看，我国既有世界先进甚至世界领先的生产力，也有大量传统的、相对落后甚至原始的生产力，而且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衡。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但各个领域仍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短板，有些方面还面临不少突出问题。从城乡和区域发展来看，我国城市和乡村之间，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从收入分配来看，虽然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处在中等偏上行列，绝大部分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农村有几千万人口尚未脱贫，城市还有不少困难群众。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互掣肘，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是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交织的主要根源。发展是动态过程，不平衡不充分是永远存在的，平衡是相对的，但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后不平衡不充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时，就必须下功夫去认识它、解决它，否则就会制约发展全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更好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必将对我国发展全局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理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要具体落实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中去。要紧密联系党和国家重点工作，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待，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相互促进、全面发展。在多方面满足新的发展需要的同时，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些依然是中心工作，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决定的。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趋势来看，新时代要实现“强起来”的战略目标，需要进一步通过生产力的赶超式发展，通过激发和充分释放内需，做大国内市场，实现更加充分、更加平衡的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从而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愿景。新时代要实现“强起来”的战略目标，还必须在自主知识创新方面取得关键性进步，使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由垂直分工为主转变为水平分工为主，并在整个价值链的一些核心环节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从而真正摆脱在国际分工中受制于人的地位，至少是在核心技术方面能够与主要发达国家达成相互制约的功效。

此外，新时代跟主要追求致富的时代不同，对于致富的目标来说，需要更多地激发人们的致富热情，因而具有非平衡发展的特征，需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需要把GDP的增长放在优先位置。在这样的阶段，可以通过蛋糕的不断做大来淡化各种社会矛盾。而对于新时代来说，经济高速增长比较困难，相对较低的增长率成为“新常态”。因此，各种社会矛盾可能相对突出，这就需要在思想上、理论上有更多的共识，这就需要加强文化学术和理论的建设。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在走过高速发展阶段之后，没有思想认识、价值立场和道德情操的软约束，以至于一切向钱看，整个社会就难以和谐有序。另一方面，当我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需要把中国成就和中国经验提升为具有逻辑力、评价力、解释力和批判力的系统理论。这不仅是把综合国力转化为软实力、提高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的需要，也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彼此包容共同发展的需要。这种文化学术和理论的建设任务，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

【注释】

[1]这种阶段划分见文一教授的《看得见的手——政府在中国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一文。该文于2017年2月发表在“观察者网”。本小节的一些具体内容也借鉴了文一教授的成果。

[2]刘迎秋.中国非国有经济发展道路［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4.

[3]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02－203.

[4]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1－232.

[5]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5.

[6]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6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www.xing528.com)

[8]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N］.人民日报，1987－11－04（1）.

[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7.

[1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23.

[11]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0.

[1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16（1）.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2）.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92.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9.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4.

[1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2.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2版.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22.

[20]杨卓华.五大发展理念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系探讨［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4）：33－39.

[21]蒋红群.五大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之关系探要［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10）：41－49.

[2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