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主导的经验分享

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根据自身国情、文化、历史和政体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模式，其发育成长历程大致跟英美等国的工业化进程相一致，按照文一教授的划分，其经济发展阶段可以描述为：

1.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阶段（即乡镇企业阶段）；

2.以面向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来大规模生产轻工业品（包括小商品）的类似于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即城乡大工厂体制阶段）；

3.以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工具“三位一体”的爆发式繁荣为特征的枢纽工业体系发展阶段；

4.以规模化方式批量生产所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包括重工业原材料、机械装备和化工产品）的类似于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

5.高工资、高资本密集化条件下农业生产的全面专业化、区域化、精加工化、机械化和金融业的规模化、现代化，以及由这个经济基础支撑的福利国家阶段。^[1]

文一教授关于工业化进程的概括，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例如第3阶段，有的学者倾向于看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延续。尽管如此，从中国工业化历程看，这种阶段划分似乎更具有启示意义。撇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跟欧美工业化走过的历史进程相比，形式上经历过大致相同的阶段，实质上都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发展。其发展过程表现为知识进步、生产力进步和人的发展，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实质就是人自身的发展。这是因为一切人化的、社会化的存在物，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都是人的外在存在形式。人表现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最终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必须表现为保障着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同历史背景和具体条件下的工业化，其具体方式不可能相同，根本路径必然存在差别。大致说来，英美等国的工业化，属于制度的诱致性自然变迁过程，因而市场自身的发育、市场主体居于主导地位，政府更多是起着助推作用，两者的边界较为清楚。这一点，可以参看第五章有关工业革命的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市场逐步发挥出基础性乃至决定性作用，从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看，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政府自始至终起着强有力的主导作用，在一定时期内，政商关系比较复杂。

由于中国的工业化是政府主导的，作为后发国家，又具有后发优势。因此，它是以赶超式发展跨越这些过程的，因而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跨越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从上面的阶段划分看，中国目前大致处于第四个发展阶段的鼎盛期，其特点是开始结束技术模仿期，进入重化工业和信息技术创新的井喷期（中国目前突飞猛进的专利申请就是证明），并正在慢慢开启属于第五发展阶段的农业与金融业现代化、政府职能转换和进入探索福利国家体制的进程。中国目前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反腐立法、监管机制建设、简化行政手续、精准扶贫、全国性医疗保险覆盖，等等，都体现这个阶段的阶段性发展要求。

40年来，中国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比过去几千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一举变成了全球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199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紧接着在十年后轻而易举成为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国，高峰期间，中国的钢铁产能是美国的8倍。这些成就离开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很难得到解释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坚守住了一条底线，即国家执政核心不能被资本绑架，国家自然资源不能被私人寡头垄断。这些都是中国对于人类工业革命实践和战后东亚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制度创新。

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看，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都必须有市场本身的发育发展，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天然存在的，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面临计划经济体制如何向市场机制转型的问题。这种体制转型和市场发育，是无法依靠市场本身来实现的。如果把市场经济理论教条化，把自由的市场机制和明晰的产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论前提，那么，很容易陷入逻辑悖论，即一方面市场机制和明晰的产权必须是经济发展的前提，而另一方面市场机制和明晰的产权又是有待培育的东西，并且，这种市场培育或创造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历史和实践看，首先必须有市场、有需求，那些追逐利润的“供给方”才可能具有获利机会。因此，在市场发育不良、市场主体缺位的情况下，无论是培育市场，还是克服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都需要外在于市场的某种力量来弥补。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运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往往能起到关键性作用。(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就，离不开政府经济职能的发挥。改革开放后中国各级政府主动作为，利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的强大行政网络，首先在农村地区帮助创造区域性农产品市场，继而为乡镇企业开辟全国性小商品市场，逐步为中国规模化大企业营造国内统一大市场并竭尽全力利用现存国际格局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所在地区的企业努力开拓地方、全国乃至国际市场，而且为当地乡镇企业提供更低的税率、更便宜的土地、更方便的交通基础设施，帮助当地吸引外来投资，推销当地产品，参与商务洽谈，协助建立销售网络。

这种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成为促进城镇和农村地方企业组织形成和国内统一市场发育的“酶”和“催化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形成的生产要素，正因为它们的产权不明晰，正因为它们受到公有制的束缚，地方政府因此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短的时间配置到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新时期商品生产的发展和市场的发育。

此外，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多数国有企业是按照市场发育的规模和顺序有条件地逐步民营化的，比如“双轨制”、“抓大放小”、国企改革等，与此同时，富有远见地保存、更新和培育了相当一批大型现代国有企业。对于国有企业的转制和改良，都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实施的。而大型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化改革，成为国防、战略资源、高新技术等外部性极强的产业里面的龙头企业，这大大增强了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中国政府还长期依靠国有银行并实行国有资本管制。

到了以重化工业的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四个发展阶段，中国政府开始着手建设现代金融市场，努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还加快了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混合所有制改造，并且进一步完善了资本市场监管机制，以便更好地推动金融资本的透明运作和资源配置。

这种谨慎有序的市场培育和市场化改革，可以解释中国在高速跨越资本主义好几个发展阶段的过程中为何一直能避免全国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而这种危机贯穿了西方和几乎所有采纳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史。

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还体现在经济的宏观调控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按照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短期和中长期结合、国内和国际统筹、改革和发展协调的要求，完善宏观调控，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适时预调微调，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类似的调控可以说贯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当然，具体调控目标是因时而异的。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社会舆论手段等。经济手段或宏观政策体系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它们与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和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不同发展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不同，而且不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作用也不同，因此在具体的宏观调控中需要进行调控手段的有效组合运用。正是这种政府调控，避免了市场自发作用引起的大起大落，从而保障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最近40年的经济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对于这样的成就，那些迷信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总是认为，中国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正是中国努力学习西方的结果，之所以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说明学习西方还不彻底，这是极为错误的认识。事实上，这些成就的取得，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既有理论是难以说明的。西方经济学中被抽象化的理论前提，如自由放任的市场、明晰的产权等，不但说明不了总体成就，对于40年经济演化进程的具体阶段也同样说明不了。可以说，中国正是在不少迷信西方经济学学者的唱衰声中，稳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无法在理论上加以说明，却又无法否定中国崛起的事实。

中国把自身的制度跟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的做法，以及它被实践证明的有效性，只有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思想方法，才可能获得合理的说明。基于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我们能够很好地说明政府在促进市场发育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必要作用，能够很好地说明生产要素被有效率地强行配置（因要素的产权不清晰个人的权利暂时得不到很充分的体现）的历史合理性。当然，这些做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具有历史合理性，并不意味着这些经验可以成为抽象的绝对真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推动生产力和经济赶超式发展的方式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例如，出口导向战略可以说是这40年推动经济发展的非常成功的战略，然而，这种战略似乎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今后可能需要探索一条适合国内外新环境的内需拉动的内生增长战略。再如计划生育政策，它对保持我国人口与资源的平衡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30多年实践之后，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及时调整这一政策，也就非常必要了。因此，无论多么成功的经验，都不能成为故步自封、惯性思维的理由，真正重要的是，依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思想方法，辩证地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随着经济发展目标从做大向做强的转变，政府干预和调控的重心必然发生改变，需要从主导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更多地转向收入分配改进和需求管理。当然，无论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如何，都需要尊重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政府主导作用必须在这个前提下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