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超越古典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在批判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超越，又是在超越的基础上实现了深刻的批判。而批判的对象很大程度上正是针对斯密和李嘉图本人的。这是因为，以往政治经济学的错误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斯密教条”中。首先，亚当·斯密对“价值”给出了双重定义，既把它看成商品生产的劳动费用，又把它看成商品能够购买的“劳动”。在此基础上，商品价值一方面可以分解为利润、地租、工资，另一方面又反过来把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看成生产要素的产物，把特定社会关系与生产要素的物性联系在一起，从而把商品价值看成利润、地租、工资加总的结果。他还从这样加总的构成价值出发，通过劳动还原，认定全社会的商品总价值等于总收入，这样，不变资本便不存在了。价值的双重定义，暗含的是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相等同，因为在简单商品生产及其交换的条件下，商品价值与独立生产者的“工资”才会是一致的。这种等同必然进一步引起劳动力价值与劳动力的使用所形成价值的混淆。商品价值与构成价值的同一，则把商品价值与成本价格混为一谈，并且把生产要素看成收入的源泉。不变资本的“还原”及其被最终忽略，则使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差异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从而强化了商品价值与成本价格的混同。这就使“任何科学的解释简直是不可能的”^[82]。斯密教条中的构成价值不但开了要素价值论的先河，三位一体的公式还隐含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的思想，从而引起商品价格决定商品价格的恶性循环。这是“资本计量问题”的源头所在。对于斯密教条的错误及其根源，马克思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谈到价值的双重定义时指出：斯密的双重决定，隐含着“某种更为深刻的基础”，“劳动的价值和劳动产品的价值相等”，事实上是“假设一切劳动者都是商品生产者，不只生产商品，而且也售卖它们”；斯密的双重定义，模糊地反映了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而李嘉图“没有觉察到这个更深刻的基础，没有……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83]对于斯密教条的深远影响，马克思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指出：斯密教条事实上“为庸俗经济学大开了方便之门”^[84]，庸俗经济学是“亚当·斯密创始的”^[85]。他还指出：李嘉图不但接受了总价值等于总收入和全部积累可以归结为工资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斯密关于商品价格由工资＋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组成的理论。”^[86]他强调：斯密教条及其构成价值“在今天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87]，“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88]，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一种最牢固的公认的常识，甚至是一个永恒真理”^[89]。这里需要顺便指出的是，由于斯密教条集中体现了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各种错误，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资本论》最具体的批判对象。《资本论》第一卷针对着两种价值定义等同的深层根源，即简单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混淆。第二卷特别是两大部类交换的理论，着重解决了不变资本如何存在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斯密关于劳动还原的思想，“完全是用无限的进程来聊以自慰的随意设想”^[90]，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而全部社会资本由预付可变资本构成的情况，只是“在资本积累、资本新形成时，情况确实是这样”^[91]。不变资本如何存在的说明，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确立，解决了使一切科学的叙述都成为“不可能”的一个关键难题，因而为第三卷奠定了非常牢固的基础。第三卷则解决了商品价值与成本价格混同的问题。

李嘉图是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又一个重要对象。在马克思看来，李嘉图的主要成就是，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贯彻到底，摈弃了亚当·斯密关于商品价值为其能购买的劳动量的观点；把工资、利润、地租理解为相互对立的关系。但是，李嘉图以竞争为假想的前提，把资本等同于抽象的劳动资料，用简单的商品交换及其生产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甚至认为简单交换关系上的价值规定“不会由于资本的积累即资本的存在而有所改变”^[92]，因而，他从来没有把简单交换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的预感，并且这是他“不感兴趣的”^[93]。因此，他不理解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不理解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他不是从剩余劳动的创造中引申出它的组成部分，而是“从一定量劳动的各个份额中引申出来”^[94]，把它仅仅看作一个分配问题。这样，他也就不可能理解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差异。为此，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等人所持的要素价值论“其根源在于李嘉图自己的阐述有根本缺点”^[95]，并且，李嘉图本人也“有一半赞成”“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在同样程度上带来利润”^[96]的幻想。马克思还指责李嘉图假定产品交换“按照它们所包含的物化劳动量进行”，认为这样一来，便“把交换本身完全撇在一边不管”^[97]。综观这些批评意见，其重点正是李嘉图用供求均衡条件下的简单交换关系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

这种批判自然涉及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等和辩护士巴师夏、凯里，^[98]还体现在对麦克库洛赫、萨伊、穆勒、马尔萨斯等人的评论中。在马克思看来，萨伊正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作简单商品生产的庸俗经济学典型，他正是以这种手法“抽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而“抽掉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99]马克思又指出：萨伊以要素为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的宗教”，“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受资本主义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者的观念、动机等”。^[100]《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是一部关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史。除了基于资产阶级价值立场把简单商品生产跟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之外，马克思着重指出了它们的两大根本缺陷：一是从经济现象中抽象出劳动、分工、生产者、消费者等抽象范畴，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超历史的模型，从而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关系看成永恒的关系，并以此忽略经济关系的现实差异和时代差异，以致对特定经济现实的整体系统来说什么也说明不了；二是以各种收入来说明价格决定，使价格决定脱离了价值基础，从而在逻辑上陷入收入决定收入、价格决定价格、工资决定工资的循环论证错误。

马克思对斯密、李嘉图的批判表明，传统教科书把古典经济学看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思想渊源的观点，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与其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毋宁说，马克思是在继承吸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基础上，基于人的实践理论和劳动异化理论，彻底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跟古典经济学相一致的地方，除了一些处于萌芽状态的科学成分外，仅仅是在逻辑起点方面一开始就认定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及等价交换原则，而它的主题和论证方式以及对基本范畴的理解，跟古典经济学是截然不同的。即便是等价交换，它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跟古典经济学也是截然不同的。

这首先表现在劳动等概念方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抽象的一般劳动即基于形式逻辑的抽象共性的一般劳动范畴进行了分析，在有些场合也谈到李嘉图对劳动的抽象。总的看来，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劳动范畴并不是简单否定。这个一般劳动跟生产一般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生产一般”，马克思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101]对于劳动一般，马克思应该也是持相同的态度。可见，马克思对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抽象还是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它的合理性。但是，马克思对“生产一般”和“一般劳动”的理解，跟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解具有根本差异。就一般劳动来说，马克思强调：“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作为劳动一般——上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102]。马克思还强调：“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只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具体的劳动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的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103]显然，马克思这里谈到的劳动一般，是现实的经验的一般，是具体的一般。这跟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一般具有不同的理论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或“劳动一般”，并不是古典经济学的翻版，而是来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在《导言》中，马克思谈到“政治经济学方法”时，谈到具有主体性的一般概念如何展开其丰富内涵时，深入谈到《资本论》手稿与黑格尔思想的联系和根本区别。其他很多场合，马克思也强调了这种关系。在写作《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时候，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指出：“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104]在《资本论》第一卷完成之后，马克思更是强调：这本书“使‘德国精神’获得了荣誉”^[105]。马克思把黑格尔当作自己的“老师”，这是很清楚的，这里不多加论证。但是，《资本论》的劳动概念与黑格尔的关系，还是需要具体地研究，这是因为，《资本论》的“一般劳动”在不少学者那里，常常是在有意无意间被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范畴所遮蔽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注意到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于我们理解“劳动”的意义。他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来表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把对象化首先看作“非对象化”，即不是看成单纯的客体化，而是看作人的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关于人通过劳动自我生成的思想，尽管在他那里劳动限于抽象精神的抽象劳动，却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106]。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或实践概念，是与被黑格尔神秘化了的“精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从抽象人本主义的意义上高度肯定其合理的一面的，并从中吸取了有益的营养。《资本论》中劳动与商品、货币的关系，在特定意义来把握的话，是可以从《精神现象学》中找到类似思路的，因为它跟“精神”与“实在”的关系在形式上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考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107]。在这里“哲学精神”是主体，逻辑学概念是它“劳动”的产物，即“哲学精神”的劳动凝结，也可以看成它创造的“商品”，而所有“商品”都是个别等价物，因而都可以是“货币”，作为黑格尔逻辑学本质的“绝对精神”则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即“哲学精神”的“货币”。当然，“哲学精神”的“劳动”是非现实的抽象精神的神秘的劳动，逻辑概念是它创造的虚幻的“实在”，它们虽然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但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人（社会）和人化自然的生成发展。

对于黑格尔哲学中蕴含的“劳动”概念，马克思并不是简单地加以继承，而是经过唯物化、实证化、科学化的改造。所谓唯物化、实证化，就是把抽象精神的劳动，转化为现实社会中经验的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把“精神”的抽象的自我生成，看成人和社会通过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使自然人化的过程。而这种人的实践，最主要形式就是劳动。正因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现实的具体的一般劳动，它的一般性必须基于马克思的人的实践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来理解，所以，它在《资本论》开篇中不可能是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的劳动，也不可能是不同劳动的抽象共性意义上的一般劳动。所谓科学化，就是在科学的条件下，再现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本质的特性，或者依照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用科学手段表现未来的景象（比如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关系的原则）。这种科学化是通过前文阐述过的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实现的。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成功地尝试了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资本论》中的一般劳动概念，尽管经过唯物化、实证化、科学化的改造，它依然保持着黑格尔的“精神”的某些特性。它始终保持着内在本质的一致性，超越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性质的根本差别，也就是说，《资本论》开篇的劳动尽管具有简单商品生产的形式，其内在本质则必须跟资本主义生产是一致的。它也不像形而上学的抽象一般的范畴，它不是僵死的，它像黑格尔的“精神”一样，具有主体性、能动性，能不断外化、异化，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消除异化，最终回到自身固有的本性。这是因为，人们通过实践外化、异化的过程，即是人和社会的生成过程。这种生成是辩证发展的过程，又是异化和扬弃异化的过程，因而，必须放到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即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唯物史观中加以理解，必须基于人的实践理论和劳动异化理论来理解。这跟古典经济学对劳动的理解和把握是根本不同的。

像劳动一般一样，《资本论》中的其他范畴，也都不能依照古典经济学来把握，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它们都是跟黑格尔的“异化劳动”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在马克思看来，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所以，马克思强调，概念即对象，这就是要求依照对象的变化或内在机理由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把握概念的不同形式。这跟基于抽象的僵死的范畴形而上学地对待对象的古典经济学是根本不同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超越，体现在思维方法的超越方面。这与概念范畴的不同理解是相应的。对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集中进行了批判。正是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的错误，首先表现在它的出发点。他指出：“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绝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不过表示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这同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论一样，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实际上，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做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在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108]这种渔夫和猎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自由、平等、所有权、自利利人的理想化的关系。它跟卢梭那里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致的，跟鲁滨逊故事塑造的理性经济人也是一致的。总之，这里体现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图景，是这种理想虚构出来的“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出发点纯粹是虚构的观念，它跟真实的历史知识完全相违背。而“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把它看成“历史的起点”和理论前提。^[109]其结果只能像黑格尔或费尔巴哈的唯心的异化劳动理论一样，“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了。”^[11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这种作为出发点的抽象的人的定义或人的所谓自然本性，虽然是经验实证的产物，却又是对人的历史与现实的不科学的归纳，就像太阳绕着地球转是不科学的归纳一样，因此，这种抽象唯物主义即是唯心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在晚年总结《资本论》的写作缘起时，强调《资本论》是“断然同唯心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决裂”^[111]。(www.xing528.com)

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法，还把抽象的生产一般当作研究对象，从而撇开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只研究超时空的共性即物质的生产过程及其抽象的资源配置，这就抹杀了不同时代的生产关系的本质差别，在逻辑上暗示着人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永恒的生产关系。这与其观念的虚构的理论前提相互结合，达到一种巧妙的意识形态宣传效果。对此，马克思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112]他又指出：尽管生产一般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了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本质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在马克思看来，那些经济学家想要以此证明的，无非是“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113]，而事实上，没有生产一般，也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是他们的总体。这是古典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这方面为庸俗经济学和后来的经济学家大大地发挥了。

除此之外，古典劳动价值论及其后来的庸俗化发展，由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总是停留于抽象的范畴思考经济关系，不能把研究对象当作有机整体，从而不自觉地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资本主义的生产环节相互割裂开来，不能逻辑一贯地做出解释。由于他们的价值立场，还往往把生产当一般，把分配当特殊。并且，通过经验实证的归纳，把日常观念条理化，将它归纳成公式、模型，把这种公式当“规律”。这样，经济学家们便不自觉地陷入前后矛盾和不彻底性。由于公式的逻辑前提是归纳出来的，本身没有经过严密论证，因而只是从现象到现象的说明，这必然陷入逻辑的循环论证。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如果没有真正把握其生命机理，只是从各个环节的表象来说明，那么，是脑指挥手？还是手指挥脑？是心决定肝？还是肝决定心？这是根本说不清楚的，因为经验中表现出来的东西，往往是相互决定的，不能区别本质与现象的不同层次。这些错误与经验主义哲学及其方法密切相关。由于洛克的经验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观念的基础”^[114]，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体现着那种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基于这种思维方法，事物的一般即同一性质是这样得出来的，即把与一切生产过程的特殊差别相区别的它们的共同东西固定下来，因此，所谓经验实证的研究，也就是从各具特性的同类事物中，概括出抽象共同点，把它当成“一般规律”。这样，虽然能够知道不同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115]对此，马克思指出：对斯密等经济学者来说，理解各种经济关系的形式区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力的缺乏是一个通例，“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116]因此之故，斯密对剩余价值与生产价格的矛盾，连一点模糊的感觉也没有，对货币也没有正确理解的能力。这使他陷于恶性循环论证无力自拔，为了说明分工，“就假定有了交换”；而为了要有东西可交换，“又假定有了分工”。^[117]这种错误还往往使李嘉图等人首先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当作已知的前提或“自然形式”，然后“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118]对此，马克思指出：这是“它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因而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119]

正像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概念来源于黑格尔一样，其思想得到集中体现的《资本论》的基本方法，也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化、实证化和科学化，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公开强调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这种方法与古典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首先，它把特定研究对象当作有机生命体，要求从系统、整体的“有机生命体”出发，也就是从有机联系着的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即特定社会的物质生产出发。不像古典经济学从虚构的渔夫和猎人的关系出发，他直接把社会制度的内在联系的研究称为“生理学”研究。其次，马克思在剖析典型对象时，要求基于特定研究对象的内在机理的逐步展开来理解概念及其变化。马克思指出：“一个概念可以抽象地把握。它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东西而具有意义，而是作为从某种他物中得出的抽象并且仅仅是作为这样的一种抽象才具有意义……这个概念……其实正好是抽象的对立面，是对象，它就是从这种对象中抽象出来的，存在于这种对象的抽象之中。因此，在这里，抽象唯物主义是这一对象的实在本质。”^[120]也就是说，概念必须始终跟随对象，一旦脱离对象，成为独立的东西，也就失去了意义。最后，它要求在把对象当有机体、概念即对象的原则下，依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和科学的条件把握科学的认识进程。基于这些思想，马克思形成一种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对于这种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及它跟马克思的人的实践理论和劳动异化理论的关系，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进行了阐述，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把握马克思在思想方法方面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超越，对于准确把握《资本论》的理论逻辑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一方面将“开篇”中的内容当成“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又强调不能把它当成理论出发点。从主流思维方法看，这是赤裸裸的矛盾。要解开这种矛盾，只能回到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法。依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出发点不是形式逻辑意义的一般规定，而是现实的“物质生产”，具体到《资本论》，出发点只能是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并且，马克思强调，“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因此，科学的分析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21]可见，马克思作为出发点的不是简单商品生产，不是抽象的资本主义商品的一般规定，也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历史起点，它只能是截止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可以看成“终点”的最发达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一般规定是从作为“终点”的英国资本主义的现实物质生产中抽象出来的。而一般规定一旦抽象出来，思维行程必须回过头来，依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从精神上再现作为“终点”的发达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这是两个思维行程的统一。因此，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既是《资本论》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

另外，在马克思看来，“开篇”中的一般关系首先是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理想化，它的现实一般性只能是历史的结果。如果把所有权关系抽象掉，进一步把开篇中的关系抽象为自由、平等、自利利人的关系，那么，这里体现的不但是历史发展的现实结果，而且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体现着人类关系的本质。因此，这只能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而事实上，这种本质关系或一般关系在《资本论》中具有逻辑起点的意义，这似乎又是赤裸裸的矛盾。但是，如果我们依照前面阐述过的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把逻辑起点当作科学的实验状态呈现出来的景象，那么，逻辑起点与历史结果就不会有无法解决的矛盾了。因为“开篇”中的一般规定首先是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

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除了某些萌芽状态的具体的科学成分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跟古典劳动价值论仅仅在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价值规律被当成理论的逻辑起点这一点上具有一致性，可是，深入的研究表明，就是这一点，也仅仅是形式上一致，就其本质而言，是根本不同的。在古典经济学那里，价值规律基于抽象人本主义，它是由虚构的渔夫和猎人的关系来表现的，这种虚构的与真实历史相互矛盾的形式，被当成历史发展的起点和理论前提。古典经济学家从这里蕴含的价值立场出发，力图说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理想与现实关系的逻辑一致性，进而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和谐性、永恒性。而在马克思那里，劳动决定商品价值以至整个价值规律，是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化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依然带着法权观念的社会关系的原则。总之，它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不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也不是理论的出发点或前提。它在科学实验的条件下，被实在地具体地当作《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但是，由这个逻辑起点得到的结论恰恰是跟古典经济学相反的东西。这里尽管继承了人本主义，却又是表现为人的实践理论的实践人本主义，因而从实践（劳动）的成果即商品出发。

《资本论》第1卷出版的时候，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122]，它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按不同的情况表现为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态——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古典经济学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123]此后，马克思谈到该书的“崭新因素”时，除了将上述两点的顺序颠倒之外，又加了一点，即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论》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这三个“崭新因素”方面。事实上，前两个创新正是跟黑格尔哲学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劳动二重性是他的创新，是因为马克思基于黑格尔劳动概念的经验化、现实化得出的劳动二重性，跟形而上学所理解的劳动二重性是根本不同的，事实上，整个劳动概念都是不同的。至于第二点，则是黑格尔逻辑学的唯物化、实证化和科学化。正是这两个“崭新因素”，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跟古典劳动价值论根本区别开来了。至于第三个“崭新因素”，则是一个技术性创新，所以马克思一开始并不认为这是《资本论》最好的地方。

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与古典劳动价值论是根本不同的。首先它对“劳动”或劳动一般的理解，是基于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它是能动的“人类精神”的体现，它是自在自为的，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因而能够遵循辩证法规律自我展开，并且，基于一般、特殊、个别相统一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使自身由抽象上升为具体。这与斯密、李嘉图对劳动的抽象一般的理解完全不同。前者遵循辩证思维，后者在思维方法上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其次，马克思超越了黑格尔对劳动的唯心主义理解。这种超越，就是将这种“抽象精神”的劳动转化为感性的经验的实践活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化、实证化和科学化。这种对黑格尔的超越，使它能够彻底超越斯密、李嘉图对劳动的抽象唯物主义的理解。他把劳动看成人的经验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因而基于实践人本主义，把劳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典型个别性统一起来加以认识。再次，在以科学方式理解劳动异化的基础上，把劳动一般当作人类实践和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根本上反对古典经济学以渔夫和猎人的形式把抽象的劳动一般及其合乎抽象人本主义的分工看成历史的起点和理论的逻辑前提。在马克思《资本论》里，渔夫和猎人的关系依然是隐藏在商品背后的逻辑的起点，但绝不是进行抽象逻辑思辨的理论前提或逻辑前提，也不是经济学的出发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出发点是特定社会性质的现实的物质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那种普通化的简单商品生产，是用抽象力设定的具有简单商品生产形式和非异化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由此可见，传统教科书对《资本论》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偏颇，它把古典经济学看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源泉，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继承。这是似是而非的，由于这种认识偏差，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自认为是现代经济学，而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贬为古典经济学，似乎就是有些道理的。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教科书没有真正把握《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只是运用历史发展辩证法，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线索理解《资本论》。这不仅无法真正把握《资本论》的内在逻辑，而且把《资本论》的主题理解为：揭示剩余价值的秘密，并在此基础上谴责剥削，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种理解原则上跟蒲鲁东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是一致的，因而使人们对《资本论》的理解带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