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和后40年的关系

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30年与后40年的关系是习近平提出的理论课题，这不仅仅是对前30年与后40年如何进行历史评价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个问题也就是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进一步上升则直接涉及如何对待苏联的意识形态、如何构建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平台的问题。因为“前30年”的体制机制是与苏联模式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在以往的理论研究中，这一问题没有得到正面重视，人们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主要原因是“后40年”的体制机制是逐步成型的，在改革过程中，实践处于优先地位，理论研究更多地处于被动跟进的状态，且存在着浮躁气息。在这40年里面，无论教条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都难以令人信服。不仅如此，在40年里，还很大程度上存在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与工具性功能脱节、思想教育与政策论证两张皮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整个社会的思想越来越混乱、信仰与道德观念越来越紊乱。这是由实践优先的时代需要决定的。然而，经过40年的发展，时代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今天已经进入了“习近平时代”，在这样的新时代，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才会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对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一再提出批评，并呼唤理论大师的出现。今天，我们对以往40年始终并存的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有必要进行深刻反省，从而真正开创一个新的理论时代。

前30年与后40年的关系，着重是经济体制的关系，当然也涉及政治体制和指导思想方面。看待前30年与后40年的关系，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一方面，必须明确指出，苏联模式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前30年以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它们不能跟社会主义性质简单画等号，它们只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导向社会主义的手段。与此同时，必须承认，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也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它也是导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因此，前30年和后40年的特定经济体制，都不能与社会主义性质直接对应起来。这种认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具有充分的依据。邓小平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计划或市场的关系的思想，也是否定具体的经济制度与“姓资姓社”的直接关系。

另一方面，应该明确承认，尽管前30年与后40年都具有历史合理性，从政权性质、人民群众地位、社会主义导向和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看，也都可以看作“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然而，其历史地位却具有很大差别。像苏联、中国这样的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可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直接实现革命的转变。因此，经济上的计划控制和生产资料国家或集体所有或者说苏联模式，它只能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样的短期需要相联系。因为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面临异常困难的环境，要巩固政权，不仅需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还需要暂时铲除旧的经济基础。因此，苏联模式可以看成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所必需的过渡性历史形态。但是，依照马克思的思想，无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之后，在更长的时期内，必须把促进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快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作自身的历史使命。因此，不能过长时间停留在这种模式，否则，就会犯违背历史规律的错误。苏联的挫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于苏联来说，可以说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始终面临如何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艰巨任务，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体制机制对于战胜法西斯、巩固政权发挥了巨大作用。此后，苏联尽管意识到如何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并提出了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思想，但是，它忽视了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没有及时推动体制机制的变革，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对于我国前30年的评价，也必须基于“必需的过渡性历史形态”这样一种历史定位。对于无产阶级政权业已巩固的后40年，其历史任务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密切相联系。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任何国家或民族不能取消也不能跳过的历史必经阶段，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得到充分发展以至整个国家处于最发达地位的情况下，才能建成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必须尽快把主要任务转移到促进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并与社会性质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平交往、和平竞赛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吸收当今时代的一切优秀成果，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和后发优势，从而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必须把前30年与后40年统一起来，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做出逻辑一致的说明。(www.xing528.com)

苏联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过渡性的体制机制长期化、理想化，赋予它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把它与“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以至于把空想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思想、分配思想与马克思理论混为一谈。另一方面，苏联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是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正是这些内容，马克思以长期沉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也许是恩格斯感觉到了马克思的保留态度，经过反思，恩格斯晚年对这些思想也是有重大修正的。例如，恩格斯在1886年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哲学不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哲学思想应该作为方法论思想渗透到实证科学中，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只能限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这与他十年前的思想是有很大区别的。通过这种自我修正，应该说，晚年恩格斯进一步接近了马克思。

基于这种历史认识和理论认识，我们有必要把马克思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与苏联模式剥离开来，即承认苏联模式的历史合理性，祛除附着其上的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性，并重新将经典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结合起来。鉴于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重要内容存在巨大差异，一种理论要同时在两种场合充当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我们做好了这种理论转变，理论与实践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统一，才能摆脱苏联意识形态的束缚，建构起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平台，从而超越近40年来教条主义与实用主义并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