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探讨

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文件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依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及邓小平所认为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从经济的视域看，它应该包含新民主主义时期、三大改造时期、计划经济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它的内涵包含基本制度、具体体制和发展方案。从它的内涵看，这里的“道路”跟“模式”是类似的提法，甚至更宽泛一些。^[48]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人民当家做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和以社会主义目标为导向，这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共同具有的根本特征。这些特征表明，从无产阶级确立政权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宽泛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不同时期的具体经济体制和发展方案不同，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也发生了转化，但中国作为宽泛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其本质特征始终是一贯的。因此，我们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考察中国道路，主要是对经济制度、体制机制和经济发展方案进行考察。

1949年10月到1953年是新民主主义时期，1953年到1956年底是三大改造时期。从总体上看，这两个时期的主要矛盾都可以说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矛盾，首要任务是确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制度，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为无产阶级政权的长期稳定执政奠定基础。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础上，我党提出了过渡时期即三大改造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根本任务，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时期，没收了国民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采取冻结资产以及管制、征购、代管、征用等措施接收了英美等国在华企业，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用赎买、合营等方式逐步将资本主义工商业收归国有，还在苏联帮助下，建设了一大批大型项目。这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使新中国的现代化工业有了初步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在这个时期停留足够长的时间，而是通过三大改造很快就进入了以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时期，大体上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确立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和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开放前的30年，虽然在短时间内兼顾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需要，总体上说，还是搬用了苏联模式，尽管我们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一些修正，但那只是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对一些具体经济关系的修正。这与当时国内外的客观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苏联模式必然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不仅如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颠覆各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大背景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对抗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一致性，社会主义的多样化探索必然受到阵营内部的压制，苏联对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的干预就证明了这一点。并且，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机制的统一，以及阵营内部较为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于抵御外部的颠覆力量、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是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30年，在特殊的国内外环境下，我们采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将它与我国国情结合起来，应该说，其具有的历史合理性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模式，必然存在种种局限。此外，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在落后国家进行的宽泛意义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性质不同于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所有制，也不能由此向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因而它只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下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手段。因此，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进行反思也是必要的。

徐崇温指出：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适应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战备模式。^[49]对于这种“战备模式”，黄宗良从经济视域或者说发展理念方面把它的具体特征归纳为“八重八轻”，即重政治轻经济、重工业轻农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军工轻民用、重速度轻效益、重积累轻消费、重计划轻市场、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50]这里的“轻”与“重”只是相对而言，如重政治轻经济，不等于说不重视经济，但往往用政治手段来推动经济发展，不完全承认生产力、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甚至走向唯意志论。这种战备模式如果不顾历史条件长期实行，必然走向僵化，那时，它必然与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背道而驰，走上为发展而发展道路甚至在物质生产中自我循环，从而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这种战备经济模式如果不顾时代主题不及时向“和平与发展”转化，管理者还会发展为“官僚特权阶层”，以致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冲突、相对立。可见，这种模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模式或方案，必须从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大的前提。如果把它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并长时间实行，由于它超越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各国的国情，这种带有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的战备经济模式必然失去活力，以致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这个基本判断，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是成立的。

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也必然在中国表现出来。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51]他还指出：“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52]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3]这就很正式地提出了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并不是孤立的。在苏联内部和东欧国家，此前也出现过反思的声音，并在实践上进行过一些探索。如苏联围绕“利别尔曼建议”进行过讨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颇具影响的短缺经济与软预算约束理论，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经济运行模式理论。(www.xing528.com)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邓小平在深刻认识苏联模式在新中国的实践中滋生的种种流弊的基础上，通过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逐步将前30年的经济体制及运行机制适时地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找到了新的发展方案。这种新方案保持了苏联模式中体现社会主义要求的基本制度，即无产阶级执政、人民当家做主、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体现社会主义这一最终目标的导向性。与此同时，它在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最主要是在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常常是以政治斗争为活动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生产资料的国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转变为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让市场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从封闭半封闭经济转变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突破了所有制可以超前发展的误区，坚持生产力标准，提出所有制形式和结构的选择必须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将“公有制”和它的实现形式分开；在分配政策方面，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原则转变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承认收入差别，承认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承认要素收入的合理性、合法性。这种体制机制和发展理念，跟苏联模式和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具有根本差别。在所有制方面，它不迷信私有化，没有实行全面私有化，也不再束缚于单一的纯粹的“公有制”即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而是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方面，既不相信“计划万能”，也不相信“市场万能”，既尊重市场规律，又把市场经济放在特定历史条件特别是中国国情中来看待，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它强调市场的决定作用，又不主张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重视“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总之，通过改革从各方面逐步消除了苏联模式的弊病，而保留了苏联模式中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正因为如此，脱胎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21世纪显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计划经济体制作为苏联模式下的一种战备经济体制，它是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特定任务联系着的，是由特定的国内外斗争形势所决定的。因此，这种经济体制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起主导作用和基础作用的体制，随着无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必然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时加以调整。而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向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过渡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必然要在坚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这是由这种“过渡时期”的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决定的。

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比较发达，物质技术基础比较雄厚，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比较高，因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可以直接进入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物质技术基础比较薄弱、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不高，还由于处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继续存在、各方面受到巨大压力的国际环境中，因而几乎不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直接进入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因此，从国内外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出发，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必须在无产阶级政权的主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目标和理想的前提下，大力促进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通过世界交往实现生产力赶超式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且，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把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适应人们多方面需要充分发展的社会化大生产，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在生产力落后且世界性交往没有发展起来的条件下，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实行计划性生产，只能满足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样的国家目标，而不能适应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发展的需要。它缺乏内在的创新动力，也不能通过对外交往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较新的文明成果，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往往受到阻碍。这样，落后国家建立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也就失去应有的前提条件。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之后，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适时地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思想方法不是抽象的教条，依照其精神实质来看，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并非一定要经历一个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可以把相当部分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但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不能取消也不能跳过的，随着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发展起来。这里的关键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把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信念结合起来，对资本的力量进行有效节制，使之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使人民更好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在此基础上，逐步超越既有的发达国家，使自身处于发达国家地位。那时，社会主义的理想才有条件变为现实。这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在发达国家实现的思想更加吻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一条道路，尤其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中国的“中国模式”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方案，为它们提供了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在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导世界的背景下，“华盛顿共识”被盲目地吹捧为后发国家应该遵循的“金科玉律”，但是拉美、东欧和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华盛顿共识”常常失灵。中国方案尽管经常被一些人唱衰，也受到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它在近40年里却取得了不可辩驳的巨大成就，使得国内外不能不正视这样的经济“奇迹”，这无疑对后发国家产生很强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