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与普世价值的探讨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的时代。这不仅体现在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方面，还体现在精神成果方面。在一定时期，近代资产阶级的文明起到了促进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有力地促进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文明的进步。

自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始，德国在思想理论方面经历了长达300多年的神逐渐人化的过程。宗教改革打破了人们对外部偶像的崇拜，把信仰转入人的内心。它一方面消灭了外在的僧侣，另一方面把世俗的人变成了僧侣，把宗教的人逐步变成人的宗教。康德把理性的人看成社会存在的前提，在他那里的“人”是一种理性抽象，人具有先天的知性和其他认识能力，这种先天的认识能力尽管不能非经验地运用（任何脱离经验的概念推理都必然陷入二律背反），却可以通过实证经验获取知识，并不断扩大可能的经验知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自在之物（事物的本原及其属性）虽然不能通过经验认识得到具体说明，但是，在道德实践上，可以通过自由意志存有的事实，借助判断力的先天能力和自然目的论，确信上帝和不朽灵魂的本原性地位，从而把“价值意义”和知性认识区分开来。这种思想可以近似地理解为：上帝存在，但不可知，人们也不可能知道上帝怎样创造万物，以及创造了怎样的事物；人们只能以上帝的存在为悬设的前提，把宇宙万物的有机联系作为调节性原则，运用人们先天具有的理性认识能力，通过实证的经验的探索获得知识，并检视事物的存在特性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在道德方面，则必须听从自由意志的召唤，因为人的行为显现的自由意志不但基于人的本性，而且根源于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就为科学认识和宗教信仰划定了各自存在的地盘。黑格尔则进一步否定了传统宗教的意义，使宗教哲学化。在他那里，哲学化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人学”。所谓绝对精神，可看作“人类”（无限发展的人类）的普遍理性、绝对理性，绝对精神事实上肯定了人类理性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及决定性意义。他把社会现实的发展看成双重异化的结果。一方面是绝对精神异化、外化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存在，再通过现实的人的异化、外化，产生社会存在。现实的人的异化、外化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普通人的现实的对象化，又被看成是绝对精神抽象地异化、外化的一个环节。在他那里，普通人的有限理性是不断生成着、发展着的，有限理性的无限发展，就有可能回归绝对精神，从而达到有限理性与绝对理性的合一。不过，这种合一只是理论上的，事实上有限理性与绝对理性是永远接不上头的。如果用这种双重异化、外化的视角理解黑格尔哲学，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抽象的、神秘主义的人本主义。它把自然和社会放在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加以理解，强调现存事物的合理性、暂时性和作为发展“环节”的意义。这种人本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是其积极的革命性一面。而另一方面，他又把人类的普遍理性神化，从而使哲学宗教化，并反过来以这种神秘主义的普遍理性——绝对精神及其绝对知识，确证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合理性，把它看成普遍理性的体现，且据此人为设计具有德国中世纪的“市民社会”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这种普遍理性甚至“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79]。这是其保守的一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称为“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是一种原则性的谎言。^[80]

到了费尔巴哈那里，他把宗教的本质直接看成现实的自然存在的人的异化的表现，把黑格尔的抽象的、神秘主义的人本主义转化为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且终结了黑格尔哲学乃至整个德国的古典哲学，从而为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这样，德国便在思想理论上完成了神逐渐人化的过程，这种人化过程同时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性启蒙的不断深化。但是，它始终没有超出理性启蒙的边界。并且，从思维方式看，尽管形式逻辑在黑格尔那里从属于辩证逻辑，辩证法获得了理论的理性形式，人类思维方式因此获得重要的进步，但是，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全部德国古典哲学总体上都还具有浓厚的抽象思辨色彩，相比英、法基于传统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依然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形式。

在德国之外，特别是英国和法国，随着理性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经验唯物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将人当作自然人加以直观，基于自然主义理解人和人类社会的“自然规律”。这种唯物主义是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古典经济学家试图从自然人和人类社会的“自然关系”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则是依靠直接的经验和日常的观念，抽象地建构模型，且停留在现象层面，不深入探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这种把抽象的要素关系和要素配置的“规则”当作“规律”的做法，暗含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前提，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合乎自然的永恒的关系。他们把这样的前提当作无须论证的自然前提。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同样是以这种唯物主义为基础，可以看作是理性启蒙的余波或“横流”。它要求从根本上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激烈批判现实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关系。但它依然没有超出理性启蒙的边界，因此，它提出的种种方案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往往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空想。这种经验唯物主义及其在经济学、政治学上的运用，其基本特征是，抽象地理解自然关系，并把社会“自然化”，认为合乎“自然”的社会关系是理想的、合理的，具有永恒性。因此，这是一种基于抽象人本主义的抽象的唯物主义，其实质是主观唯心主义。可见，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事实上为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联系提供了一座桥梁，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声气相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

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马克思吸收、继承了那个时代的文明成果，同时又超越了那些文明成果。这种近代文明成果在精神上主要就是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资产阶级理论家都是抽象地理解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他们或是从唯心主义哲学出发，或是从形而上学的抽象唯物主义出发，至多是像费尔巴哈那样，把人当作一种普通的自然物种，用直观的方法把握人的定义和人的“自然本性”，目的是把这些文明成果当作“普世价值”，将它们意识形态化即变成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以此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性、永恒性及其普世意义。马克思一方面把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近代文明成果继承下来，因此，马克思理论跟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在抽象一般意义上是没有冲突的。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超越了西方近代的文明成果。他摈弃了仅仅对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行抽象一般的理解的做法，从现实的人的实践出发，把抽象人本主义转化为实践人本主义，把抽象理性主义转化为科学的理性主义，基于人的实践理论和唯物史观来理解劳动异化。这样，就为人本主义和理性发展的理想状态设立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从而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把近代文明成果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的做法，批判了把“普世价值”观念化且借助这种观念宣扬资本主义的做法。

因此，对于“普世价值”，我们不能一般地否定，更不能简单化地把马克思理论与“普世价值”对立起来。科学的做法是，依照马克思的人的实践理论和劳动异化理论，历史地具体地阐明“普世价值”的实现条件，把它跟社会主义信仰密切联系起来，并在此基础上批判抽象理解“普世价值”且把它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的做法。在这方面，胡乔木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既没有把马克思理论跟“普世价值”对立起来，又揭露了资产阶级理论家抽象宣扬人道主义、抽象对待异化问题的错误做法，表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厚素养。而近年来，国内有少数理论工作者公开把马克思理论跟“普世价值”对立起来，简单地否定“普世价值”。这不但会削弱马克思理论的普遍意义，还将使得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平台的建立遇到困难，因为这无助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国际社会对话，无助于跟国际社会上各种思想流派进行学术交锋，因而无助于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种简单对立，是理论上不自信的表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8－269，430－452.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8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7.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1.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3.

[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78.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

[9]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7.

[10]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0.

[11]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2.

[12]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7.

[1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7.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

[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40.

[16]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0－11.

[17]马克思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谈到机器的发展（可以看成生产力的发展）时，首先认为机器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是消费增长的产物。这就把人与物质生活环境的矛盾关系摆在首要地位。与此同时，他又谈到雇主与工人的斗争、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定环境下的劳动力短缺等因素（资本之间的竞争也很重要，但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谈到）。具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0至481页。

[18]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5.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2.

[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7.

[2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7.

[2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9.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4.

[25]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5.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8－269，430－452.

[27]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7.

[2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3.

[2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1.

[3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12.

[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8.

[3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1.

[3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9.

[3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13.

[3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7.

[3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27.

[3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1.(www.xing528.com)

[3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3.

[3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61.

[40]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1.

[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61－262.

[42]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77.

[43]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9.

[44]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2.

[4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4.

[46]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0.

[47]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8.

[48]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9－30.

[49]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8.按马克思编的草稿页码，这段话被标注为第［1］页，而对于草稿的编排顺序，学术界目前存在不同看法。

[50]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0.

[5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0.

[5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8.

[5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68－269，430－452.

[54]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4－15.

[55]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2.

[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06.

[5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

[5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

[5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

[6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

[6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3.

[6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31.

[6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

[6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1.

[6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58.

[6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56－457.

[6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57.

[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

[6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

[7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

[7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00.

[72]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N］.人民日报，2013－12－05（1）.

[73]马克思.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7.

[7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03－510.

[7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65.

[7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66.

[7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71.

[7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64.

[7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9.

[8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9－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