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与阶级分析探析

阶级分析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分析工具，而是跟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唯物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也跟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一起运用。《资本论》是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典范，同时也是阶级分析的典范。在这部伟大作品中，马克思通过对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即19世纪中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剖析，从个别上升到一般，揭示了商品生产的一般、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以典型“个别”体现出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趋势。它同时还揭示出了阶级社会阶级关系的一般、阶级关系中劳动异化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所以，《资本论》以“阶级”章结束。从《资本论》的阶级分析看，马克思对阶级分析抱着极其严谨、极其科学的态度。要进行阶级分析，必须系统掌握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必须具体地了解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必须详细研究特定社会的时代特征、基本矛盾、历史任务，必须掌握大量的实证材料。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庸俗化、标签化，不去理解社会的发展进程和时代特征，就不能科学地理解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只有在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促进社会变革时才是正当的，而脱离生产和生产方式需要的所谓阶级斗争往往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无论是阶级分析，还是科学的实证研究，在马克思那里，都是以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唯物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的，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是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过程中形成的，因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唯物史观。这两种唯物史观虽然具有一致的结论，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具有更加深邃、丰富的内涵）。因此，阶级分析必须始终联系历史进程和时代特征，既不能把阶级分析从唯物史观和整体性社会分析中剔除出去，像鸵鸟一样漠视特定时代的阶级关系，也不能脱离唯物史观和整体性社会分析对阶级关系进行简单的教条式说明。对此，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有过明确的说明。在那封著名的信中，马克思强调：他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不同于英法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这不仅仅是因为英法的历史编纂学家只承认从中世纪起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斗争，而事实上全部阶级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与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它的存在和斗争方式依赖物质生产方式，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终过渡到消灭阶级。因而，必须把阶级的区分和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建立在与生产方式不可分离的联系的基础上，并把阶级斗争视为到达无阶级社会的过渡。^[74]可见，只有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的生成和发展的理论，才能科学地把握阶级分析方法，因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重要内容，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全部，它与全部的社会发展原理处于不可切割的联系之中。而另一方面，如果把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剔除出去，阶级社会中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如何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体现出来？阶级社会如何过渡到无阶级社会？所有这些理论问题，都将无法得到合乎逻辑的解答。这是因为，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删去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无法认识历史和现实，而且在实践上使无产阶级解放成为一句空话。

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分析方法还适用吗？它是否已经过时了？这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依照马克思的理论，在整个阶级社会里，阶级分析始终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深入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中国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特征、时代任务和阶级关系。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们是在落后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生产力和整个社会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而建立严格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整个社会必须处于最发达状态。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产阶级确立了政权之后，不仅需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政权，政权巩固之后，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需要进而发展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并且，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处于一种和平共处、和平交流的关系中。可见，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外部国家存在资产阶级，内部社会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的发展在一定范围存在资产阶级，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因此，现在就提出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只能是脱离历史发展要求的空想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专政机器，资本的力量不是主导的力量，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且时刻受到节制。因此，这个阶段阶级关系处于一种非典型状态，更多地表现为不同阶层的存在，而这时的阶级分析更多地体现为阶层关系的分析。这种阶层分析的依据只能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不同阶层，除了职业区分外，还有所有制形式和不同的人在不同形式所有制中地位的区分。如果不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人们在所有制中的不同地位，就根本不会存在阶层分析，也不会出现新阶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因此，要把握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要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阶级关系，就必须科学把握《共产党宣言》的时代意义。(www.xing528.com)

《共产党宣言》首先指出，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75]，这就把阶级斗争提高到很突出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对于阶级斗争，马克思并没有把它当作抽象的教条，而是放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原理中加以把握，正是从这种原理出发，在马克思看来，重大的阶级斗争总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即新的革命因素因生产力在旧的胎胞里孕育成熟、而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而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重大阶级斗争，其结果是，“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76]事实上，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原理及其唯物史观中，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前提，现代的资产阶级本身正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和交换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市场和需求的扩大引领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发展，大工业又建立世界市场，引起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的发展，商业和运输的发展又反转过来促进工业范围的扩大，资产阶级因此不断成长起来。正因为资产阶级的成长适应着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在历史上能够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以致它不到一百年所造成的生产力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77]可见，对于阶级斗争，在生产关系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刻，尽管这种斗争始终存在，但它更多是现实利益的斗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它还可能在既有的生产关系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阶段表现得非常明显，以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总是处于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中，而资本本身也表现为一种进取的力量。因此，只有在生产关系实际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才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发挥出解放生产力的作用。从社会发展原理看，人类社会作为生命有机体，一方面生产力或生产的发展总是处于基础性、决定性的地位，而另一方面，生产和生产关系又存在一种相互决定的作用，这对于任何有机体都是存在的。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明的基本思想。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必须具体地、历史地看待，不能作为抽象的教条。而对于《宣言》首先强调阶级斗争，也必须联系马克思在1848年对形势和任务的判断来理解。对于这种判断和具体结论，还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历史的态度加以对待。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当作典型化的阶级关系来分析的，这里的具体结论不能简单套用到非典型阶级关系的社会形态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当时对形势和任务的判断也存在一定偏差。正因为如此，《宣言》所宣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决战时期并没有到来，事实上，资产阶级在发达国家的统治至今还存在，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治理方式发生很大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进行过必要的反思。1864年，马克思就认识到，当时的工人运动“不能从‘宣言’中所申述的那些原则出发”^[78]，也没有把《宣言》写进第一国际的章程。在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更是强调，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任何国家不能跳过也不能取消的历史阶段，强调英国的今天正是德国的明天。恩格斯晚年对此同样进行了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