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属性与方法论意义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唯物史观，从其本身和方法论意义看，都有一个不断趋于成熟的过程。1843年马克思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1845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系统化。1847年马克思与“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断然决裂，这里的所谓“唯心主义”已经包含传统的唯物主义，在他看来，抽象的唯物主义即是唯心主义，事实上，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抽象化运用实质上便是经验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1857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对方法论思想的最集中的说明，这是马克思基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方法论思想趋近成熟的标志。

马克思与“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决裂，实质上是要确立一种全新的方法论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向以往的哲学告别，这种告别是马克思从1844年就已经开始的哲学方法论转向的进一步发展。1844年马克思就认识到哲学的理论认识无法理解现实的生活，1846年他明确指出关于人的实践问题属于“实证的科学”，基于人的实践解释现实社会及其发展将“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73]。如果说这时候马克思是否具有创立某种新哲学的意向还不是那么确切的话，那么，从1847年开始，马克思似乎完全杜绝了构建原理性哲学的念想。正因为如此，1848年以后，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几乎没有再涉及哲学。事实上，被我们传统教科书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不要说那样一个哲学体系，即便是这两个基本的范畴，马克思似乎从来没有提到过（恩格斯也仅仅正式使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范畴）。当然，传统教科书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其内容并不是根本违背马克思的，马克思确实从传统唯物主义中吸收了重要的思想内容，并体现在他对各种事物的实证研究当中。

马克思同“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决裂，意味着正式摈弃了哲学式的抽象思辨和抽象原理，他所凸显的仅仅是哲学的方法论意义。这可以看成马克思的哲学的方法论转向的完成。此前，马克思将实践人本主义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从而克服了德国古典哲学中有关人本主义的抽象思辨性。但是，在运用怎样的理论形式和思维方法对这些思想进行系统的论证方面，马克思似乎还处于探索过程中。尽管马克思早在1837年就已经明确意识到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的根本缺陷，并在一些场合零星地对一种新的思维方法有所阐明，1844年已经提出了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理论任务，并系统阐述包括唯物史观和历史的实践人本主义在内的全新思想。但是，在1847年之前，马克思还没有与至今在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居于主流地位的思维方法决裂。(www.xing528.com)

哲学的方法论转向，意味着哲学仅仅充当一种思想方法，因此，它必须与实证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它只有渗透到各门实证科学中才能存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资本论》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从这一思路来看，他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唯物史观一方面体现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另一方面又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发挥着方法论思想的作用，并因此成为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指导思想。然而，尽管这种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唯物史观具有方法论思想的属性，从马克思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立场看，与其将它归入某种哲学（实践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当作某种哲学的“历史观”，似乎不如直接看成对“人类社会”这一生命机体进行实证研究得到的原理性认识。就此而言，关于人类社会的认识似乎只能从属于广义的社会学，更确切地说，应该联系一种崭新的人类学（用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对“人类社会”这一机体进行研究的人类学，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历史学的高度兴趣，似乎是想要运用《资本论》中的方法对“人类社会”进行一番系统的研究）来理解。

由此也不难看出，恩格斯晚年确切地说是1886年以后，尽管有过一次思想修正，但这种修正并不是伯恩斯坦所认定的那样是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修正，而是恰恰相反，他是一种自我修正。通过这次修正，恩格斯认识到哲学今后不再是独立的科学（作为独立科学的哲学只能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当作对象，哲学因此成为逻辑学），而唯物史观应该作为思想方法与历史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这样，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是更加一致的。而在此之前特别是写作《反杜林论》的前后，恩格斯似乎倾向于将马克思渗透到实证研究中的哲学思想还原为某种哲学体系，用“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辩证法”的思路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这种做法由于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思维方法，不能理解唯物史观与解剖“人类社会”这一生命机体的关系，不能理解实践人本主义在其中的特殊表现方式和实质，因而，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传统唯物主义。也可以说，某种程度上隐含了唯物化的黑格尔主义倾向。事实上，这些只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养料性因素，它们的某些合理性虽然可以得到确认，却无法用“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辩证法”的形式揭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思想的根本意义所在。从思想方法层面看，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思想方法的哲学化理解，虽然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能够更加简便地扩大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影响，却又难以把马克思的实践人本主义思想、劳动异化理论以及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纳入其思想方法的体系之中。这就容易导致一些人将唯物史观教条化、标签化、套语化。只有从社会发展理论的本来意义上看待唯物史观，并把它跟实践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极大地丰富其内涵，提高其内在的理论张力，从而更好地把它跟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紧密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