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化、实证化,也可以说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科学化形式。它适用于对“个别”的典型进行解剖性研究,从而通过解剖典型个别揭示一般的规定和事物的内在本质。但是,这种研究受到个别事物的典型性束缚,由此得出的一般规定或本质性认识,要不断具体化,才能落实到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获得一般的和本质的认识之后,并不需要时时处处严格依照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路径拓展我们的认识。马克思通过科学的实证研究获得的一般的本质的认识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或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可以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指导我们对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评价。这种基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的辩证思维方法,可以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它要求基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针对具体对象、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尽管人类社会作为生命机体,个人作为社会的生命机体的细胞,社会的生命机体的发育成长正是全体的个人作为细胞用自身的实践活动以新陈代谢的方式实现的,但对于个人来说,社会的生命机体的发展规律是外在的、不以任何个人为转移的,它的内在必然性决定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的有效性。因此,把基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的辩证思维方法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合理的。
对社会机体整体联系和生命发育发展原理的抽象概括,作为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整体联系和发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抽象,就其基本思想看,主要包含或涉及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基于特定时代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发展、物质生产和不断满足人的需要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历史进化论,也不同于历史循环论。历史进化论把历史的进步视为自然界的进化,视为简单的直线的上升运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观念是充满辩证法的历史进步的观念,社会发展从社会形态演变看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依照马克思的思想,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无论是社会五形态论或三形态论都是前进运动,社会形态更替中包括曲折、反复甚至倒退。我们把这种社会历史的发展称为“历史发展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就是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观察历史、把握历史进程。历史发展辩证法是历史自身具有的,而不是研究主体强加于历史的。也就是说,思维和认识的辩证发展是对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反映,人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实践的革命性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关于社会整体联系和发育发展的基本理论的抽象,又是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可以说是处于实践和运用中的基本理论,但它作为方法论运用时,又有它运用时的特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概括是理论,可是根据不同情况处理两者关系时就是方法。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重点应该放在处理所有制问题上,调整所有制;如果生产力停滞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重点就应该促进生产力发展。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不同时代背景下其重心必然不同。这就是依据基本原理在不同时期的运用,这就是方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基本理论,分析上层建筑和上层建筑改革时,着眼于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来安排上层建筑的体制和体制改革,这就由理论转变为方法。方法的核心是基本理论,但它是处于运用中的基本理论。既然是运用,就必须考虑到对象的特殊性、结合的特殊性。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不是死守普遍原则,这就是方法论。否认特殊性必然导致公式化、教条化。因此,将基本理论原理作为方法来运用,必须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紧扣对象自身的特点。具体说来,它注重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社会结构分析、历史分析、阶级和阶层分析等等。对具体问题的分析既强调抓典型解剖麻雀,又要求因时因地注重事物的差异和变化。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方法来运用,必须注意基本原理的相关性,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强调任何一个方面。例如道德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但道德属于上层建筑,道德问题不可能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相脱离,就道德讲道德,期望单纯通过道德教育提高道德水平是不可能的。道德教育如果变为一种说教,必然是软弱无力的,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需要依靠社会综合治理。再如,考察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也不能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必须考察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可容纳度,还要考察上层建筑的状况,即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总体,在总体中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律,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如果脱离社会基本矛盾,孤立地考察生产力,这是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体现着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要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又要重视它们的相互决定关系;既要讲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更要重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革命性作用。历史发展辩证法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基本思维特征。这种辩证思维特征,把它跟唯心主义思维方法和抽象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这种历史发展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日常思维形态。正因为它是日常思维形态,虽然它不像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那样严密,却具有更加大众化、通俗化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理论的大众化、意识形态化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www.xing528.com)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必须联系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劳动异化理论,必须把握社会发展的最一般机理和具体化的各种可能情况,必须了解所研究的社会问题或历史问题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征,等等。总之,不能简单化地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基本结论当作抽象的教条,否则,就可能陷入“经济决定论”无以自辩。只要全面系统地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就能认识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概括尽管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是基本的结论,但并不是整体性说明。这是因为,人类社会作为生命机体,虽然生产力、生产和经济基础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生命机体的各个环节、各个部分又存在相互的决定作用,这种相互决定作用会引起很复杂的情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时,就非常深入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环节的复杂的辩证关系,如果将这种说明扩大到包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整体,相互作用的因素会更加复杂多样。并且,马克思当时面临的任务主要是确立不同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如何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决定关系,并不是他当时考虑的重点。正像恩格斯后来总结的,他和马克思早期都是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决定作用上,以便反对传统的历史唯心主义,对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没有予以全面的论述,这是时代任务产生的必然局限性。对此,恩格斯晚年试图用历史合力论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发展依照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发展的理论。事实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第四部分,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内涵进行了简单提示,只是由于当时的时代任务和很多更加急迫的理论,特别是全身心投入《资本论》的写作,唯物史观或者说社会发展理论还来不及系统论证。而对于马克思这里的重要提示,由于人们长期没有联系实践人本主义和异化理论来真正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在特质,其理论价值长期受到忽视,这就加重了所谓“经济决定论”的疑问。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强调的是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的最终决定作用是就它在社会结构整体中的地位说的,而不是指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可以从经济发展中得到解释。在社会发展中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起作用,而是多因素起作用。并且,在一定条件或特殊国情下,非经济因素完全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改革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恩格斯说经济是中轴线,其他影响因素归根结底是围绕经济这个中轴线发生作用,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71]这是就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发展来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来解释社会运动和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对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要给予经济学的解释。我们应该重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决定作用,但不能停留在这一点。对每个社会的差异性和特点、对多种多样的社会事实,应该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合理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在各种社会因素中经济起最终决定作用的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决定一切的理论。它不是“唯经济决定论”,也不应该称之为“经济决定论”。因为“经济决定论”已被一些学者固化为“唯经济决定论”,从而掩盖了其中包括的经济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合理原则。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习近平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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