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证研究与唯物辩证法

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基本方法，也是马克思考察事物的基本方法。它以具体的客观存在为对象，基于客观的条件和工具进行真正意义的动态研究，因此，它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但是，这种方法并不局限于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本性的反映，而是充分体现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精神，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了社会科学，它超越了至今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居于主流地位的经验实证研究。这种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把最抽象、最一般的原理置于现实的客观的具体条件下加以考察和说明。因此，它不仅完全不同于经验实证而且是对经验实证的主流思维方法进行批判的成果。马克思指出：法国的唯物主义精神在魁奈、拉瓦锡、拉普拉斯等人那里，显示了“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力量和胆略”，而萨伊则“暴露出在概括事物时法国精神的全部荒谬倾向”^[61]；“庸俗经济学以为，政治经济学科学与其他一切科学的特征差别在于，后者力图说明被掩盖在日常现象后面的，因而按形式总是与日常现象（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运动的现象）相矛盾的本质，而前者则宣称日常现象单纯转化为同样日常的观念是科学真正的事业”^[62]。在这里，马克思把庸俗经济学所遵循的经验实证主义方法看成一种抽象的唯物主义。它只是将日常观念条理化，从日常现象中归纳出一定的范畴和“法则”，并抽象地加以运用。它局限于从现象到现象的说明，不但是对现实关系的简单辩护，而且把现实关系抽象化、理想化、永恒化，把社会属性当作物的属性。在马克思眼中，早期古典经济学虽然不同于庸俗经济学，能够通过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把握经济现象的本质，却又将这样获得的认识，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抽象地运用到现实经济活动的分析。即便是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也不免将本质的东西与日常观念或表象混为一谈。因此，以往全部政治经济学，都具有抽象唯物主义特征，实质是主观唯心的形而上学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到全面体现的这种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吸收继承了黑格尔《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而又超越了黑格尔逻辑学的神秘性和抽象思辨性。因此，它是对唯心主义方法和抽象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双重超越。它是唯物主义思想与康德、黑格尔乃至休谟、费希特的方法论思想的综合。并且，这既是对他们的超越，也是对以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关系的克服。这种方法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近代实验科学的基本精神完美结合起来，使辩证法唯物化、实证化和科学化了。它要求始终通过具体条件（类似于科学实验条件）获取知识，摈弃了一切脱离特定对象和具体条件的抽象思辨性，因而成为一种比经验实证更加科学、更加实证的方法。马克思对自己的崭新方法是充满自信的，在他看来，它相对于其他经济学方法，无疑是一场“哥白尼革命”。

这种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可以从认识对象和认识方式两方面加以把握。从特定的认识对象来说，首先要把具体对象看成生命有机体。作为“生命有机体”，它具有类似基因原理或细胞原理那样起着“以太”性决定作用的因素，而有机体的各个环节又相互决定。对于这样的“生命有机体”，必须从整体性加以把握。科学的认识方式和内在机理外化的整个知识体系，都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而每个环节的知识或概念必须与对象的特定环节和特定认识条件相对应，必须摈弃僵化的抽象概念和定义先行的习惯，它们的逻辑展开应该反映通过科学方式获得知识的进程。这就是对象即概念的原则，任何概念不能成为抽象的、独立的东西。在这里，特定的认识对象被依次置于不同的具体认识条件（实验条件）下加以考察，而作为实验科学对象的研究对象，必须始终保持同一的性质，必须大致保持同质性和同时态性。不同的具体的认识条件（实验条件）也可以看成同一的特定对象的不同层次的生命机理的“科学的”存在形式。特定的客观对象的不同层次或不同环节的知识，通过具体存在形式（实验条件）被辩证地展开，从而构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有机的知识体系。这种方法直接反映着实验科学的精神实质和内在要求。

这种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在这里，发达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特定的客观研究对象，时刻浮现在马克思的头脑面前。为揭示这一作为有机生命体的客观对象的内在生命机理，马克思用“抽象力”设置了三种纯粹的具体认识条件（相当于科学实验条件），即“普遍化的简单商品生产”“普遍化的简单补偿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本有机构成具有差异的资本主义一体化生产”。马克思通过这些具体的认识条件，分别揭示了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同时展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规律都是同一时代发达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生命有机体的内在机理的不同层面。在开篇，马克思在预设的条件下，将市场主体抽象为“独立的个人”，使“个人”作为“法人”成为市场主体的符号，从而忽略生产组织内部的生产关系。因此，简单流通中价值规律所体现的所有权、自由、平等及自利利人的分工关系，是被意识形态化的“有产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就此而言，价值规律应该首先看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的一般形式。但另一方面，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条件即雇佣劳动关系之后，价值规律也可以近似地看成适合一切形式的商品生产甚至未来社会的生产要求。但是，这一规律虽然在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中征兆性存在着，却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才具有现实的一般性，正像“劳动一般”只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才具有现实的一般性一样。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马克思指出：对商品生产的“科学分析”，必须“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结果开始”^[63]。因为在发达的、广泛的商品交换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性质和价值量的决定，才具有现实一般性。正因为一般规定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一“人体”机理的一般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中的“渔夫”和“猎人”的关系，就是截止到1857年的“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特有表现形式，因而“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64]也就是说，“渔夫”和“猎人”的关系，体现的是18世纪的“社会个人”（市场主体）的生产。剩余价值规律同样必须在具体的认识条件下加以把握，而所谓“具体条件”，又是用抽象力设定的“普遍化”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生产资料的垄断对分配的影响被暂时忽略。这种特定形式的生产的“普遍化”，是理想化了的条件，这种“平均形式”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这种“平均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是《资本论》中用抽象力设置的第二个生产场景，在这里，“个人”还原为“市场主体”，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被当作主要考察对象，价值规律转化为剩余价值规律。为阐明生产价格规律，马克思设置的认识条件与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条件已经相当接近了，生产资料垄断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影响得到充分体现。不过，这仍是纯粹化的生产条件。这种生产价格规律，是价值规律通过剩余价值规律这一中间环节的进一步具体化。它依然限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机理，还没有真正落实为现实的价格关系，资本竞争对价格形成的影响即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也还有待进一步阐明。

《资本论》的基本方法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科学认识进程，可以用下图表示：

在这里，《资本论》的内在逻辑是在科学的实证研究中展开的，基于这种逻辑认识的发展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生命体的内在生理结构或基本的生命机理。因此，尽管在形式上类似于黑格尔逻辑学中抽象精神的展开，都体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但它跟黑格尔逻辑学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它反映着客观研究对象的内在机理的辩证展开，不同层次的规律构成有机整体的作用机理的不同环节。这是辩证逻辑的唯物化、实证化和科学化的表现形式。这种科学的实证研究也不同于主流思维方法的“动态研究”。由于主流思维方法基于形式逻辑，而不是基于辩证逻辑，因此，假定条件放松得到的结果依然是不同条件下的静态抽象的产物，它们显现的动态是一种“伪动态”。主流思维方法不能把研究对象作为同一的对象加以研究，只能把同一对象的不同时空的样态当作不同的对象。因此，这种所谓“动态”认识，类似于电影屏幕的“动态”画面，实质上是静态认识连续播放的“伪动态”效果。而研究对象本身的内在生命机理没有也不可能自我展开。这就是斯密、李嘉图无法运用劳动价值论真正逻辑一致地阐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与现象关系的原因，这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原则性局限。

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与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差别，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黑格尔辩证法与抽象思辨联系在一起。黑格尔抽象地总结、系统地阐述了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但他没有把“一般原理”与实证的科学研究结合起来。它从绝对精神出发，以抽象思辨的形式展开，表现为概念的抽象运动。他阐发的是基于绝对精神的绝对知识体系。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则是将辩证法运用于具体的客观研究对象，对象的内在机理是在实验条件下辩证展开，其展开的知识只能是对应这一特定对象的具体的相对知识。其次，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知识基于绝对精神，知识的展开是神秘精神的自我展开。而在马克思那里，特定的客观对象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和科学实验被认识的，相对知识的展开体现着实践人本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人们是在实践过程中解答实践中产生的各种矛盾，获得和完善对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因而，黑格尔是神本主义或神秘的抽象人本主义，而马克思以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实践着的人为出发点和归宿，自然人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知识的积累，都以感性活动的人即人的实践为前提，人类理性认识的提高是以感性的活生生的现实活动及其主客体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叙述方法，虽然都遵循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法则”，却又必须始终与具体条件相联系。他阐发的理论与那些“先验的体系”是根本不同的，尽管单纯从文字叙述看，“似乎是”一种先验的体系。他摈弃了任何定义先行的做法，摈弃了一切抽象的逻辑演绎。他既不像抽象唯物主义（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主观唯心地运用概念、“原理”或模型，也不像黑格尔主义者那样把各个概念当作辩证逻辑体系中的抽象环节。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特定对象的知识依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顺序展开，与黑格尔的逻辑展开过程是完全不同的。在他看来，黑格尔陷入了幻觉，因为黑格尔将人们对具体的特定对象的认识、在精神上再现客观对象的过程，即形成特定知识体系的过程，看成绝对精神创造现实存在的过程。

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尽管类似于实验科学，但它与实验科学也存在差异。首先，实验科学设定的实验条件更多依赖于显微镜、化学试剂等物质手段，而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则是运用“抽象力”。其次，特定的实验科学的研究更多地局限于某些环节，不同环节的研究是由不同科学家独立进行的。因此，研究同一对象的不同环节、层面的科学家，还不能非常自觉地意识到他们的研究成果之间具有一种实证化了的黑格尔式的逻辑学关系。他们甚至更多地把这种研究归结为经验实证主义的要求。他们比社会科学更科学的地方，在于他们更为严格地把特定认识限于特定实验条件。马克思则是对特定的客观对象进行整体性研究。当然，马克思与实验科学家一样，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和初步把握、实验条件的设定、实验过程对特定经验的提炼，都需要经验的、历史的认识作为基础。(www.xing528.com)

对于这种研究方法，马克思曾经明确地交代过。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生产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的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个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65]这与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解读中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定的认识是相符合的。可见，“历史考察之点”的说明主要是基于“人体”的反思，一般规定是从特定的“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抽象出来的“原始的方程式”。马克思还明确指出：虽然农奴逃往城市是城市生成的历史前提，对发达的城市制度的考察，并不需要从这种“已被扬弃”的历史前提着手^[66]。正是基于这些认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告诉我们：“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看来是它们的合乎自然的次序或者同符合历史发展次序的东西恰好相反。问题……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67]。有鉴于此，我们理解《资本论》的时候，不应该依照将唯物史观教条化的“一般历史哲学”来把握它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用来剖析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方法，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的唯物化、实证化和科学化。它将形式逻辑作为基础性环节包含在辩证逻辑中。从具体到抽象的科学研究预备过程主要依赖形式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过程的每个孤立环节的静态认识，也必须运用形式逻辑对感性材料进行经验实证的总结。而且，马克思还往往借用主流思维中流行的术语表达某些新的内涵。由于这样的缘故，再加主流思维方法的现实主导地位，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法往往受到主流思维方法的遮蔽。具体表现是：

其一，人们不理解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主流思维方法与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差别。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主流思维方法以形式逻辑为基础，它要求从具体的经验材料中抽象出共性的东西，把它们作为范畴、原理、模型确定下来。然后，这些东西被当作理论思维的前提或条件，反过来指导人们分析经验材料。当然，由于经验的变化或范围的扩大，这些范畴、定义、原理等也需要不断的修正。对于这种思维方法，马克思早在1837年给父亲的信中便指出了它的局限，即主体围绕事物这样那样议论，“而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6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指出：运用这些“一般规定”至多具有知识分类方面的意义，“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69]与经验实证主义的主流思维方法比起来，马克思的独特思维方法是一种更加彻底的实证主义方法。依照马克思的思维方法，通过形式逻辑归纳出来的知识，只能是特定环境下的知识，必须联系特定的经验材料来认识，而不能主观地将它与特定的经验脱离开来，使之成为抽象的“一般的”知识。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基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科学的认识条件，找出特定经验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使这种知识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转化原则相互联系起来，使不同的知识处于不同的逻辑环节中，形成多样性统一的有机的辩证展开的知识体系。

其二，人们不理解“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涉及的一般、特殊、个别与形式逻辑意义的一般、特殊、个别的差别。这关系到思维方法的差异。在基于形式逻辑的主流思维方法那里，一般和特殊都是从现实存在中归纳出来的抽象的共性，只是抽象地存在。而在马克思那里，一般、特殊总是基于典型的个别，并与具体的认识条件相联系，因而是具体的一般，具体的特殊，这种一般、特殊和典型的个别高度统一。并且，这种一般规定，是具有现实性的一般规定，在《导言》中马克思对劳动的一般规定的现实性进行了充分的说明。这种劳动的现实一般性，意味着劳动的简单化、发达的劳动分工和劳动转岗很容易。而货币作为具有现实性的一般规定，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因而不能作为一切经济关系的抽象共性，并且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另外，基于形式逻辑的主流思维方法，个别作为差异性，在理论研究中经常是被忽略的。马克思则通过解剖典型的个别揭示一般原理。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它是个别，但因为它是最发达最典型的个别，因而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定的存在条件。它还蕴含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定，因此，一般、特殊和个别是直接统一在一起的。

其三，不能理解如何从“个别”上升到一般。马克思指出：谁要想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70]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大致有四层含义：（1）通过对成熟的个别的典型事物的剖析，掌握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这种规定是对人体解剖得到的，却显示着人体和猴体的共同特性；（2）通过解剖典型把握典型的生命机体的内在机理，揭示这种典型机理的理论上的普遍意义，例如，通过对英国发达资本主义生产的解剖，把握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原理和一般趋势；（3）通过对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研究对象的起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的个别典型的解剖，把握普照的光，再上升到具体整体的多方面关系；（4）在严格的类似于科学实验的条件下，以典型个别的形式把握不同理论环节的“实在”的关系，例如对上衣与麻布的交换关系的分析、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分析、两部类关系的分析等等。这种通过剖析典型来把握一般的方式，如果拘泥于形式逻辑思维，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这种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体现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人的认识进程在特定意义上仍然是对客观存在的某种形式的反映。因此，它依然属于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但另一方面，它确实与传统教科书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存在差异，它更加符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阐明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基于人们的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来把握人们对特定事物的认识和利用，它以实践人本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为出发点。在这里，认识的展开，不是跟随自然存在物自身的自我辩证展开，而是在人们运用科学手段剖析客观对象的过程中实现的。人们不仅被动适应环境，而且能够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对自然和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从而自觉促进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满足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