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资料所有制对劳动异化的影响和科学化探究

在上一节中，我们阐明了马克思基于实践人本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的一般机理的基本思想，他是从人的实践特别是劳动，以及人作为类存在物与物质生活环境的关系来说明的。然而，人虽然是类存在物，只有在类生活中即社会生活状态中才能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完善自身，而人的实践以及对象化自身，首先又以异化的形式跟动物状态根本上区分开来。因此，在阐明人类社会的一般机理之后，有必要对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做出理论说明。这样，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才是完整的。如果说马克思的人的实践理论着重于生产力的生成问题，那么，这里着重的，则是从根本上理解生产关系。劳动异化理论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生产资料异化为人自身的统治力量，因而，劳动异化理论是关于生产关系的基础性理论。

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尽管有可能对私有制、家庭、分工、生产要素的分离和社会发展进行过例证式的历史说明（由于第2个笔记本仅仅留下4页，大部分遗失，因而不能确切地说明），其对生产关系的考察，主要是运用劳动异化理论进行理论说明的。在这里，他基于实践人本主义思想，以专门的章节对劳动异化与私有制的关系进行了系统论证，深入论证了劳动异化的具体表现即劳动产品异化、劳动过程异化、社会关系异化和人的类本质异化。

在这里，马克思运用劳动异化理论，对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使自然充分人化），并且把这些力量（体现为社会存在）当作对象来对待；这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要从根本上摆脱粗陋的动物状态，基于家庭、私有制的人的需要的发展是一种前提。他强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可见，共产主义既是私有制下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对私有制的否定，归根到底则是人本主义的真正的实现即现实化，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通过人的实践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另一方面，马克思把经济关系、经济问题当作社会关系、社会问题来研究。因此，他对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异化的理解，必然反映到他对经济关系、经济问题的认识上。马克思指出，像宗教是异化的产物一样，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外化）的异化了的现实，是客体化（物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因此，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人成为合乎自然本性的现实的存在）的道路；货币的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一般人类劳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一般人类劳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了的（物化的）本质力量；从劳动异化把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其典型状态，就是生产资料作为资本支配着的“人类活动”（“工人”）的对象（商品）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它始终是一般人类劳动，表现为不同的物的和社会的存在形式，因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既不管具体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形式如何，也不管资本的具体职能，而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他还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在马克思那里私有财产等于异化劳动），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异化、外化的劳动）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异化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异化、外化的劳动）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作为异化劳动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人”的解放即意味着全人类的解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因此，马克思强调：“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28]

事实上，通过劳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对基于劳动异化的整个私有制社会的生产关系进行的典型分析。马克思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原理所进行的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采取的是解剖典型和具体的一般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他强调，斯密预料到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单纯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消灭。这是因为，地产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方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这种作为地产的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周围世界的纠缠而回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资本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在《资本论》中，最初也是假定地产等于零，然后才把土地垄断权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考虑进去，从而进行三大阶级关系的分析。可见，《资本论》尽管为崭新的经济学打下了基础，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经济现象进行了从本质上升到现象的深刻分析，而就其实质而言，《资本论》正是对社会发展理论或唯物史观的生产关系环节的典型剖析，因而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环节。

马克思在这里阐明的劳动异化理论，是对黑格尔异化劳动理论的继承与超越。他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看作人的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29]他又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在于“扬弃”的思想，它把外化看成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这是在异化之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他强调：这种异化的见解，实质上是“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30]他把这种思想跟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这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这里关于神的扬弃、私有财产的扬弃，都是从劳动异化的观点来说明的，归宿则是“人道主义”。

马克思对黑格尔异化劳动理论的吸收，是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的。他明确指出：无神论、共产主义绝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即绝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绝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意味着生产力高度发展条件下人们的现实存在成为合乎类本质的自然的存在。因此，共产主义正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正是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而“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行程所需的全部材料”^[31]。可见，能得到实现的共产主义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32]。而在黑格尔那里，“劳动异化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33]他“只是在抽象的范围内”^[34]，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生成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因而，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35]。

劳动和劳动价值既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又是基础。事实上，这种概念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息息相关，是黑格尔的抽象精神的活动、劳动的经验化、感性化，因而，它们是跟马克思的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人的实践理论及其社会发展思想直接联系着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最初形式就是现实的历史的“异化劳动”理论（不同于黑格尔的抽象精神的异化劳动），它用劳动异化来分析生产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运用这种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眼光，对基于形式逻辑的抽象唯物主义的“国民经济学”的缺陷，能够做出非常深刻的批判。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指出：“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这两个要素如何作为两个人而互相对立，这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偶然的、因而只应用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情。”^[36]这里所谓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就是指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独立的生产者，就是指简单的商品生产。这种由渔夫和猎人等组成的天堂般的原始状态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想状态，是一种被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前提，它的理想性由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鲁滨逊的文学故事等进行过充分的说明。但是，这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是虚构出来的，它跟人类的经验历史完全不符，因为人类最早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这种用抽象唯物主义方式进行的经验实证的归纳，把私有财产、分工等当作抽象的永恒的概念，这些抽象概念是整个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因此，国民经济学只是从现实生产中的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并把它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不能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包括古典经济学在内的国民经济学的问题所在。在他看来，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即资本家拥有自私的利益当作前提。并且，竞争无孔不入，国民经济学家却用外部情况来说明。他们根本不清楚，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可见，对于国民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不可能从资本的本性、从异化劳动的本性和异化的社会关系即一部分人力求支配社会权力、支配别人的异化关系，来理解市场竞争的本质。他们只能从市场机制——从外部的供求关系来理解竞争。他们不能基于异化劳动的本性，从本质上、从内在必然性来理解竞争关系。马克思还看到，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他们不可能从劳动异化来理解商品生产和交换。贪欲以及贪婪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唯一的车轮。他们只是抽象地作为动物本性来理解人们的贪欲以及出于动物本性的争夺，不能基于异化劳动理解这种贪欲的社会属性。因此，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不能辩证地把握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辩证转化，因而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营业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对立起来。因为竞争、营业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理解和描述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总之，所有这些错误，都是由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决定的。(www.xing528.com)

马克思因此强调：“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37]在马克思那里，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必须从劳动异化来看待。私有制等同于劳动异化，贪欲不是基于人的自然本性，而是基于异化劳动，因而表现为支配社会权力的欲望，劳动、资本、地产的分离必须从这种支配社会权力的欲望来理解。分工交换和竞争，社会存在物的价值属性以及劳动力价值相对于整个社会价值的比重的趋于降低，竞争趋于垄断的必然性，金钱关系成为基本的社会关系以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商品关系，等等，都是劳动异化的表现形式。为此，马克思指出，要弄清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运用国民经济学的思维方法是办不到的。不过，马克思又指出，作为对劳动异化的现实结果的反映，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跟重商主义比起来，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是因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异化劳动）……只有那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而这种国民经济学是在意识中形成的、私有财产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抽象唯物主义即形而上学的产物，它又以抽象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异化劳动的本质意义。正因为它一定程度上理解到了异化劳动的本质意义，从而一定程度上理解到了财富的人本主义意义，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外在于人的物）的货币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是一些拜物教徒、天主教徒。因此，马克思强调：“恩格斯把亚当·斯密叫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是对的。”^[38]然而，即便是斯密，由于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他依然不能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因而把私有财产、分工等仅仅当作事实和理论前提，而不知道它们的起源。马克思指出：“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不是类本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39]对于这种分析，国民经济学家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异化劳动；不可能从社会有机体出发，真正理解异化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质，从而把握异化劳动与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相互决定、相互促进的关系；更不可能理解劳动异化最终是如何被人类自身的发展所消除的。这是因为，他们不可能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事实上，“一般劳动”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仅仅是基于形式逻辑的一种抽象范畴，仅仅被当作各种劳动或不同时代劳动的抽象共性。这种劳动不像黑格尔的抽象精神（绝对精神）的劳动，它不具有主体性和活的生命。可见，马克思理解的劳动更接近黑格尔抽象精神的劳动，而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具有根本区别。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深入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与马克思1844年《手稿》中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神圣家族》中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一脉相承的。在这种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基于实践人本主义，加深了关于人的实践理论以及对社会发展一般原理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在他看来，人的实践和感性活动（特别是生产活动）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0]，不应该把它归因为各种观念意识或抽象的人的概念。马克思指出，这种批判是对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进行清算，而更加准确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的所谓清算，实质上是对马克思自身与黑格尔主义的关系进行的反思。正是这种清算或反思，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发展成为更加科学的理论。

作为反思的结果，这里有三点值得特别的关注。首先，马克思强调了1843年前后他跟黑格尔主义的原则性区别。他指出：“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世俗世界在费尔巴哈那里仍然不过是些词句），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41]事实上，从1843年下半年开始，马克思的思想可以说沿着一个确定的方向稳步走向成熟。1843年下半年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完成时间，这些作品标志着马克思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严格说来，在这些标志性作品完成或发表之前的“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已经处于酝酿过程中，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是从1842年开始的。由于马克思理论的灵魂就是以科学理性主义和辩证法为基础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唯物史观的提出，可以看成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初步形成。然而只要我们仔细阅读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会发现，这些文章和1844年《手稿》一样，都使用了德国以往的哲学家们习惯了的哲学术语，只是1844年《手稿》处于未发表状态。但是，正像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他只是使用了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而内容是全新的，因此，不应该单凭这些术语来理解，而应该透过表面的“习惯用的哲学术语”理解内容的革命性质。马克思在这段话中表达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1843年和1844年甚至更早些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

其次，马克思强调：在以往的理论家那里，“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用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来代替先前阶段的个人并赋予先前的个人以后来的意识。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了”。^[42]这揭示了旧理论的错误实质，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依然具有旧理论外衣的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同旧理论的内在差别。这表明马克思虽然运用了黑格尔的异化劳动理论来说明社会关系，但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已经是改造过的，它的基础不再是黑格尔基于抽象精神的抽象概念，而是基于现实的人的经验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并且灌注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在里面。因此，对于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的分析，不能回到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那里去把握，而应该把这一思想跟马克思的基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联系起来。

再次，马克思在这里对自己跟费尔巴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马克思在详细阐述自己关于人的实践的理论以及历史发展观点的基础上，把自己的思想跟费尔巴哈严格区分开来。他指出，“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43]；“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44]。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即关于人的抽象定义，来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之所以把反思费尔巴哈作为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因为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关于人的实践理论的成型过程中，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对他发挥过重要的启发作用，以致对费尔巴哈产生了错误的幻觉，甚至把自己的最初成果看成“费尔巴哈的思想”。他在1844年《手稿》的序言中指出：这里“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的著作”。^[45]这里将费尔巴哈的思想看成“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显然是一种误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我清算或反思，把他的劳动异化理论进一步确立在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人的实践理论和历史发展观点之上，从而把他的劳动异化理论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进一步做了原则性的区分。而另一方面，马克思这时似乎还没有找到完全克服黑格尔局限性的有效手段。因此，这里仍然借助于“异化劳动”这一术语对社会发展机理或唯物史观进行说明，只不过在使用“异化”一词的时候，特意注明“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46]。他指出：“分工和私有制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47]这种把分工等同于私有制的思想，就是劳动异化的思想。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异化等于私有制，而家庭内部的分工发展为社会分工是劳动异化的开始。他指出：“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48]

事实上，只要马克思依然借用劳动异化理论来说明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在当时德国的思想氛围下，人们就难以把马克思跟黑格尔、费尔巴哈区分开来，人们就很自然地回到黑格尔或费尔巴哈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因而，马克思要摆脱长期被误解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1847年之后，为了摆脱误解，为了更加科学实证地剖析发达资本主义生产，马克思开始把劳动异化理论科学化，这种科学化的努力到了1857年马克思着手《资本论》的第一部手稿的时候，大致形成一种独特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称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后文将做进一步的说明）。这种方法基于实践人本主义，必须联系人的实践理论及其历史发展观点即唯物史观来理解。鉴于马克思的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同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联系，我们还必须联系劳动异化理论整体上把握1844年《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内在一致性，必须用人的实践的眼光看待劳动和劳动价值，并把它跟古典经济学抽象一般的劳动概念以及整个形而上学的思维形式区别开来。

正因为《资本论》在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把经济关系、经济问题当作社会关系、社会问题来说明，其方法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科学化，其核心是对生产关系的典型剖析。因而《资本论》本身就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核心的环节，因此，《资本论》始终以人的实践理论和唯物史观为基础，并最终归结为三大阶级的关系和社会发展趋向问题。在《资本论》中，尽管劳动异化理论采取了科学的实证研究方式，依然在不少地方直接采用“异化”的术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的手稿中，采用“异化”的术语更多。并且，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用现实生活的异化产物的宗教类比资本主义乃至一切时代的生产关系。在论述拜物教那一节，不仅运用了宗教的类比，还从鲁滨逊、中世纪的生产关系、自由人联合体来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异化本质。而在《资本论》的终篇，除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异化本质、具体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之外，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趋势，解答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历史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