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本章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给予了大量的阐释。这些阐释把人的实践和实践人本主义提升到对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高度。

在马克思看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主观活动）和受动（客体的反作用、制约），只有在基于人们的现实实践的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抽象对立。因此，这种理论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不可能解决这个任务，因为哲学停留在抽象思辨的理论思维中，而理论难题的解决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一句话，自然没有人化，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性的社会存在物即将自然人化，存在的先在性意义和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决定作用才得到现实的体现。人的实践离不开存在的先在性前提，这是唯物主义立场的基本要求，而飞机、火车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它们对人和社会的意义，是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们在创造中的力量和决定作用，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通过具有神秘性的抽象理论体现出来的认识，这种抽象神秘的唯心主义，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其合理的一面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所以这种关于人的实践的理论，能够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它不属于唯心主义，也不属于唯物主义，甚至不属于抽象的原理性哲学，同时又吸收了两者的合理因素。

根据马克思的人的实践理论，人能够通过实践创造出作为“社会存在”的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可以被有意识的人类依照自身需要适当分割开来的自然存在，下文“无机的自然”含义相同），使自然人化，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存在形式。这就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出自身的创造力和对社会存在的决定性意义，因为是在社会关系中发挥创造力、改造无机的自然，因而是“类存在物”。这种创造或改造的能力则表明，人是有意识的、有智慧的，其行为是有目的的，对环境不是仅仅被动适应。并且，正是在通过实践特别是劳动实践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中，人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即社会化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即自然被加工、改造，人们在纯自然的基础上创造出、生产出无数的“人化的”作品，如飞机、火车等，这体现了人的创造性，而不是对自然存在物的反映性认识。人就是这样能动地、现实地通过自己的产品复现自己，显示自己的本质力量，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

这种关于人的实践理论，不但同时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它们的对立，还进而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变成一门科学。这是因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这里所谓“非人化”，就是异化、外化，从而背离人作为类存在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即将自身对象化为各种社会存在物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样，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抽象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人化自然），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因而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体现着人的理性进步），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展示”^[2]。依照这一思想，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只有从自然界（包括已经人化的自然界）出发，从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也就是说，哪怕是自然科学，只有当它基于科学实验或生产实践对人们的生活发生实际的意义时，才是真正的科学，它才因此失去抽象知识的唯心主义意义。这是一种现实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它不仅扬弃了所有唯心主义的概念、范畴，同时也要求扬弃一切抽象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原理和范畴作为认识前提的意义。

从人的实践理论的观点看，人类的全部历史是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社会存在物、人化自然）的历史，即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外化为对象化存在；或者说，真正的历史运动，是“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3]，即人在实践中自我生成的历史。而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同时也是为“人作为人”的需要（消除异化回归自然本性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而做准备的发展史。也就是说，漫长的实践活动使生产力高度发展，最终使人具有感性的丰富性和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成为充满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社会的历史本身是自然史即自然界成为人——自然界充分人化，生产力高度发展——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因此，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里从实践人本主义出发，把一切科学都确立在现实的实践人本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人的实践理论看来，不仅人的富有（拥有），而且人的贫困（感觉缺少某种东西），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消除异化之后）同样具有人的（不是工人的），因而是社会的（类生活的）意义。贫困（需要得不到满足）是被动的纽带，它迫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另一种人（对象化的人）。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创造性冲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在这里是一种成为我的本质活动的激情。对于这种实践理论来说，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肯定，因为人的感觉、激情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实现自然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基础。它们的肯定方式（对不同感官的意义）绝不是同样的，不是千篇一律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嗅觉、视觉等）构成它们的存在、它们的生命的特殊性，这也是丰富多样的对象化存在所由产生的基础。对象以怎样的方式（激发嗅觉或视觉等）对他们存在，这样的方式就是他们的享受的特有方式。马克思强调，只要人是人的——合乎类存在物的本质，因而他的感觉等等也是人的——合乎类存在物的本质，那么对象为他人所肯定，这同样是他自己的享受。这就是说，因为人是具有类本质的存在物，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具有类本质的人们必然形成平等和自利利人的关系，这是真正合乎人类自然本性的关系，人们必然作为这种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人而存在，人们共同占有自己的本质力量，对于这样的社会人，他的感觉具有社会性，能够相互感知，因而能够在他人的满足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满足。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科学的、历史的考察，从而认识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对象性存在，这种对象性存在就是社会存在，就是人化的自然。当自然充分人化的时候，人能够充分展现其自然本性，自然则充分展现其人的本质，因此，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阐明的关于人的实践的理论，既是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对它的超越。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其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即不是看成单纯的客体化，而是看作人的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因此，黑格尔关于人通过劳动自我生成的思想，尽管在他那里劳动限于抽象精神的抽象劳动，却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4]。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超越了黑格尔，在他看来，劳动不是抽象精神的劳动，而是现实的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存在“是由人生产的”，“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5]。“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6]。因此，“人类的社会历史始终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7]。

马克思这里阐述的关于人的实践的理论，似乎不能看成“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而是关于人类社会作为生命机体的发生机理，它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趋势。在马克思看来，要理解人们的现实生活，“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而“哲学把这仅仅看成理论任务”^[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9]他又指出：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0]。可见，马克思基于实践人本主义的关于人的实践理论，不应该是哲学理论，它属于“实证科学”，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的知识”。因此，他虽然在一些场合提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之类，但并不能就此理解为他有一种“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只能理解为一种思想立场，即基于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把握人的实践和社会存在的生成，这种立场仅仅属于他的方法论思想。

马克思这里阐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机理，可以用下图加以概括地说明：(www.xing528.com)

在这个图中，圆圈首先表示人们的物质生活环境，它最先表现为单纯的自然环境，随着人的实践的发展，自然不断人化，人们的本质力量不断外化为社会存在，形成另一种自然，即人们创造出来的强大的对象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即在物质的生活环境中形成丰富的社会生活，成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有机统一的具体整体。圈里的人具有主体间性，即社会性，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他们本质上是类存在物，具有自我意识和能动性，他们一方面具有各种需要，另一方面具有对象性的本质力量，不但能够认识事物、反映存在，还能够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自然，能够改变自然的存在形态，能够将不同自然物的不同特性按照人们的需要结合成另一种自然。这种人是现实的感性的人，他的需要和意识都是感性的。但是，这种人的需要和对象性本质力量都跟其他动物具有根本差别，他们不是被动适应环境满足自身一成不变的需要，而是无论是需要的内容、满足需要的方式，还是知识和实践能力即对象性本质力量，都会随着人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这种人与物质生活环境的关系中，知识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知识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由于自然越来越人化，环境不断改变，处于环境中的人也不断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但人跟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则是始终存在的。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也就是完全改变了的人）来变更旧的环境”^[11]；“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2]。

上图表明，处在一定的物质生活环境中的人，总是要追求自身需要的满足，可是，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他想要获得自身需要的满足，外在环境却制约着他的满足。这样，人和客观的环境就必然产生矛盾，这是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也可以称为存在系统的内在矛盾。在较为原始的时期，这种矛盾往往是由人口增长或生存环境的自然退化引起的。由于这种矛盾，人会产生受抑制的感觉，同时产生超脱环境束缚的热情和激情。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13]；他又认为这种激情是“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的爆发”^[14]。由于这种激情，人有一种通过实践满足自身需要的创造性冲动，人的智慧因此萌芽、发展，从而积极寻找、发掘外在客观存在对人所具有的潜在意义，并经过探索获得特定的知识。人作为有意识的、有对象性能力的主体性存在，能够依照获得的知识有意识、有目的地利用自然，并通过实践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获得推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人的激情具有“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肯定”^[15]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把马克思理论称为“社会存在本体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提法本身过于哲学化而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发生机理的说明，跟这种思想也是一致的。他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16]

这里需要着重注意两点。首先，从这种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机理看，人类知识进步、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既不在抽象意义上体现“存在”这一范畴的决定作用，也没有体现思维对现实存在的决定作用。总的看来，人的认识、知识，不是对外在客观存在的简单反映，而是主体性存在与客观存在的矛盾运动的产物，或者说是存在系统内在矛盾运动的产物。这种矛盾首先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然后必然派生为各种层面的社会矛盾；而社会作为生命机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具有基础性意义，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人跟自然的关系这一最深层的矛盾，它与生产关系还具有相互决定的作用。^[17]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存在系统的内在矛盾所具有的决定意义，既体现在激情的产生即认识和实践的动力方面，也体现在对人的认识水平的确定方面。同样一种植物，自从这种物种诞生的时候起，它就同时具有多样化的特性，它可以当柴火用、可以当木材用，还可能具有药用价值或保持水土的功能。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总是逐步获得的，并不因为这些特性同时存在就同时被人们认识。如果人类没有癌症这种病，就算这一植物可能是治疗癌症的灵丹妙药，它的这个特性也永远不会为人类所认识。可见，自然存在物只有跟人类生活的意义确立了某种关系，才会成为认识的对象且为人们所利用，一旦它对人类生活的意义被证伪，它很快就会被人们忽视。所以，存在物之所以被思维、被认识，不在于它先于思维而存在，而在于它对人类的意义。因此，决定思维和认识的，不是存在。同样，思维也不决定现实的存在，而归根到底，人的认识是由存在系统内部的主客体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这种矛盾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思维就发展到什么程度，生产力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个性自由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因为只有这种矛盾，能够引导人们发现自然存在物对自身的意义，并通过实践最终实现这种意义。这样一种基于人的实践的社会存在和人自身的生成机理，才能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真正克服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理论上的对立。这种克服不是一种哲学方式的克服，而是回归真正实证的科学。因此，马克思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8]总之，在这种矛盾运动中，正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明的，人的不断提升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实践活动具有基础性意义。而这些只能用实证的科学来把握。

其次，社会虽然具有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但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人格化的主体。它的发展虽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具有一般历史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社会又“是由人生产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19]。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的自我完善以致最终与人的类本质相符合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历史运动，是“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的历史”^[20]；而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人的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21]。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基于人的实践，又以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的实现为归宿。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是“为人的解放做准备”^[22]，这是因为，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情况下，自由的劳动才成为真正现实的劳动，劳动异化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才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关系才真正体现人的类本质即成为自由、平等、自利利人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3]这就是马克思对社会发展三阶段论的集中阐述，他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正是以这个思想为基础。这种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论，跟这里阐述的人的实践理论及其社会发展原理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它比五阶段论更一般地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这个理论中，人作为类存在物，是社会性存在物，社会是全体个人的集合。而社会作为生命机体，又是以无数个人为细胞的，这些“细胞”在能动的实践中以新陈代谢的方式促进着社会机体的发育成长，最终在高度体现人类的本质力量并占有这种本质力量的条件下实现人作为类存在物的合乎其本质的自然状态。这种状态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真正发育成熟了的自然状态，因为人类是有意识的特殊存在物，它不像其他自然物种，自始至终具有相对稳定的自然特性，它的原始的存在，只是作为人类的萌芽式存在，只有经过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这样的漫长历史过程，它才充分展现自身的自然特性。这时，人的个性极大地丰富了，人获得高度的自由，并且像一切自然的类存在物一样，社会的每个分子处于平等的无差别状态。有鉴于此，马克思强调：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较个性化的）或者较为普遍的（较大众化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地他也是总体”^[24]。他在随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5]总之，理解社会发展的关键是理解人的实践活动，以及社会和人自身如何在这种现实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当然，人类社会作为生命有机体，它的各个环节同样处于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中，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存在内在的基本矛盾运动，社会的发展是在这种矛盾运动中实现的。不过，这种社会矛盾运动，依然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是人跟物质环境的矛盾运动的转化形式。

存在系统的内在矛盾运动决定人的认识即人类的知识和生产力发展，社会存在的生成即自然不断化为人类能意识到其意义的人化自然，这些都是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的。用这样的思想来理解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当一个社会由于人口增加或物质生活环境恶化而社会矛盾尖锐化时，知识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深度和广度，使产业升级，使消费和生产更加多元化，从而使社会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或充分释放既有生产力的财富潜力。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制度衍变，制度改善也会促进技术进步。因此，不是单纯的技术决定，也不是单纯的制度决定。它们的关系可以通过马克思的人的实践理论及社会发展的最一般原理，获得统一的解释。而当一个社会处于某种特定阶段，技术和制度的改进空间都很小的时候，人口和物质生活环境的矛盾，有可能使这种社会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人口与环境的平衡的打破和恢复，则使这样的社会陷入历史的循环发展中。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各国大致都是处于历史循环中，中国则是这种循环发展的典型。因此，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中，把前资本主义社会看成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社会发展的最一般原理所要求的，因为五阶段论的前三个社会形态的区别跟西欧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有关，其“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不能当作“一般历史哲学”^[26]。

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对于我们把握人类社会的初期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发生机理有着重要意义。这从家庭、私有制的产生问题可见一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所有制的“萌芽和它的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27]。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家庭时，他又把最早的家庭和“主奴关系”联系起来。对此，运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运用马克思的人的实践理论，则可以给出比较合理的说明。在原始时代，由于人口增长，同一地理空间不能容纳既有的人口，人与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这必然引起不同部落争夺生存资源的争战。而在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决定胜负的因素只能是人口，因此，在没有条件把战败部落的男性成年人当作奴隶使用的条件下，这些人要么被处死，要么被驱赶。而孩子和妇女则可能当成战利品被保留下来，以便增加本部落的人口，因为妇女作为生育工具对增加本部落人口是必要的。这样，妇女和孩子作为战俘，就成为战胜部落的公共“财物”。在因生产力发展有些剩余产品的条件下，一些成员的特权思想也开始产生，在特权思想影响下，有些成员便开始把作为公共“财物”的女俘和孩子长期独占，这样，家庭和所有制就产生了，女俘和孩子就从公共“财物”变为“丈夫”的私有财物。当然，丈夫和妻子的名称是后来才有的。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解释清楚了，国家的产生就容易解释了。在马克思看来，在私有制基础上，必然产生“社会”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对立，“社会”继续异化为一种独立力量，国家也就因此产生了。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认为，男子在生产中的作用比妇女大，创造的财富多，他想要让自己的孩子继承财产，母系氏族因此转变为父系氏族。想让自己的孩子继承财产，这是私有观念，它是私有财产的反映，反过来用它说明私有财产的产生，这是循环论证。何况，这里还预设了男子生产能力大于妇女，而男女体能的差别或许是长期分工的结果，以此说明分工，同样是循环论证。另外，单纯依靠印第安人的历史材料得出结论，跟马克思的研究习惯也是不符合的。尽管马克思重视历史材料的研究，但他不会限于历史材料的研究。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实践理论和社会发展的一般原理，一旦结合具体的历史材料，往往具有非常强大的解释力。